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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寫文章，演員怎麼演戲，文藝，是文藝家自己的事。如果黨管文藝管得太具體，文藝就沒有希望，就完蛋了—談話於十月八日由《人民日報》刊出全文，得知這個訊息，已經不能說話的他，“眼珠轉了一下”。十月十日趙丹去世。這是他最後的話，被稱為“趙丹遺言”。“遺言”流傳廣遠，反響強烈。巴金在《隨想錄》一書中寫道：“趙丹說出了我們一些人心裡的話，想說而說不出的話。可能他講得晚了些，但他仍是第一個講話的人……他在病榻上樹立了榜樣。”作為意識形態總管的負責人，也講了話。他說：“趙丹臨死還放了個屁。”足見，在這個圈子裡混，即使享有盛名，說話也是需要勇氣的。

三十年後（二零一零年），姜文針對那些“跪著賺錢”的導演，說了句：“站著把錢賺了。”這裡的“站著”，是指：“政治上不苟且，藝術上不媚俗。”其實，“不苟且，不媚俗”不是什麼高標準，但電影同行認為說出這樣的話，也是擔著風險的。

面對這樣的環境（哪怕是在香港），出於私心，我希望林青霞平靜地生活。焦雄屏說：“林青霞膽小。”藝人一般都有些膽小。長期以來，這個群體很風光，很傲氣，但內心脆弱，有卑微感。然而遇到大事，很多藝人是有立場、有選擇的。比如膽小的梅蘭芳，日本人打來，他說不唱戲，就不唱。和孟小冬分手，梅老闆也是很有決斷的。林青霞不宜和梅蘭芳放在一起做比較，但遇到大事，也是不含糊。每逢臺灣選舉，她一定要回到臺北，不放棄自己的選票，不放棄支援國民黨。

近幾年，林青霞拿起筆，開始寫作，在董橋等朋友的鼓勵下一步一步上了路，直至在香港報刊上開設專欄。

演員在舞臺上和銀幕裡，千姿百態，盡情宣洩。一旦回到生活中，他們往往要緊緊包裹住自己，用距離感維護、封閉自己和自己的形象。用她的話來說，就是“整個人很緊繃，防禦心很重”。當然，也有一些明星在生活中儘量享受其銀幕形象的影響，把自己的精力和肉體奉獻給玩樂、聚會、時尚、嬉戲、麻將、閒聊、社交、賭博、奢侈品，靠消遣和揮霍來填充時間。女演員還希望能擁有大量的愛（包括一個收入豐厚的丈夫），境況富裕地過好後面的日子。一般來說，銀幕背後、電影之外的明星，我們這些普通人是不瞭解的。傳媒、娛記們儘管每天追蹤明星的行跡，但也是難以真正瞭解他們，進入他們的生活世界，特別是內心世界。外面承受壓力，裡面忍受孤獨，這是藝人的常態。藝人越有名，壓力就越大，人就越孤獨。別看前呼後擁，沒有安全感的正是這些紅得發紫、熱得燙手的名藝人。所以，我在二零一二年修訂版《伶人往事》的序言裡，感嘆道：“浮雲太遠，心事太近。梅蘭芳或熱情或寧靜，他距離這個世界都是遙遠的。”林青霞原本也如此，但是自從她拿起了筆，情況就有所變化。寫散文，就要把自己擺進去，因此她必須寫自己。

在這本新作裡，有一篇叫《憶》的文章。林青霞筆下涉及張國榮。她寫自己來到香港文華酒店二樓，踏進長廊後想起從這裡跳樓而亡的張國榮。但寫過兩段，她就把筆鋒轉向了自己，這樣寫來：“我搬進一座新世界公寓，開啟房門，望著窗外的無敵海景，好美啊，這就是東方之珠—香港。心想我應該開心地欣賞這美麗的景色，可是，我一點也開心不起來。這樣璀璨的夜景，讓我感覺更是孤單。心裡一陣酸楚，突然之間嚎啕大哭起來……從一九八四年林嶺東請我到香港拍《君子好逑》到一九九四年拍《東邪西毒》，這十年我孤身在港工作，每天不是在公寓裡睡覺就是在片場裡編織他人的世界。”於是，林青霞打電話向別人傾訴自己的寂寞，電話結束通話，寂寞又來。過去多少年，已為人母的林青霞路過此地，還指著這棟公寓對女兒講述曾經的寂寞。《憶》的篇幅不長，但沉甸甸的，它的分量來自真實而細膩的情感。

書中，提到的另一個明星是鄧麗君。林青霞細緻地寫出和鄧麗君在一九九零年的巴黎相遇。由於沒有名氣的包袱，彼此都很自在地顯出真性情。倆人在路邊喝咖啡，看來往的行人，欣賞巴黎夜景，餐廳服務生突見“兩顆星”而緊張得刀叉落地，還有鄧麗君在巴黎的時尚公寓……結束了法國之旅，兩人一同飛回港。在機上，林青霞問：“你孤身在外，不感到寂寞嗎？”鄧麗君答：“算命的說自己命中註定要離鄉別井。這樣比較好！”《印象鄧麗君》一文還有個“紅寶石首飾”細節。林青霞新婚不久，鄧麗君打來電話，說：“我在清邁，我有一套紅寶石的首飾要送給你。”這是兩人最後的通話。清邁，清邁！鄧麗君夜半猝死的地方。獲知死訊，林青霞完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