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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把境界翻成現象，就只有“月如團，紅燒鴨子一大盤”

，才是現象。　又如中國文字的“氣”如何翻譯？

西方文字不同，氧氣、氫氣、瓦斯氣，究竟用哪一種氣來代表？中國字就不同了，一個“電”字，就有許多的妙用。　在外文就不得了，現在外文有十幾萬字，真正常用的幾千字而已。外文系的學生可不得了，新字一年年增加，我看照這種情形下去，七八十年以後，誰知道要增加到多少字，將來非譭棄不可。　而中國只要一個“電”字就夠了，發亮的是電燈，播音的是電唱機，可以燒飯的是電鍋、電爐，還有電影、電視、電熨斗，只要兩個一拼就成了，誰都懂。　外文可不行，電燈是電燈的單字，電話是電話的單字，所以他們的物質越進步，文字越增加，增加到最後，人的腦子要爆炸的。　所以現在中文翻外文，就是採音譯的方法，然後加註解。　我們過去的翻譯，不像現在，尤其南北朝佛學進來的時候，政府組織幾千個第一流的學者，在一起討論，一個句子原文念過以後，然後負責中文的人，翻譯出來，經過幾千人討論，往往為了一個字，幾個月還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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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罕　第　九９０５

解決。　古人對翻譯就是那麼慎重，所以佛法能變成中國文化的一部分。　現在的人學了三年英文，就中翻英、英翻中，誰知道他翻的什麼東西？所以翻來覆去，我們的文化，就是這樣給他們搞翻了。　當時“般若”為什麼不翻成“智”？因為中國人解釋“智”往往與“聰明”混在一起，所謂“聰明”是頭腦好，耳聰目明，反應很快就是聰明，是後天的；而智慧是先天的，不靠後天的反應，天分中本自具有的靈明，這就叫智慧。　他們考慮梵文中這個字有五種意義，智慧不能完全代表出來，所以乾脆不翻，音譯過來成“般若”。這裡孔子說的“知者不惑”的“知”

，也等於佛學中智慧的“智”

，而不是聰明。真正有智慧的人，什麼事情一到手上，就清楚了，不會迷惑。“仁者不憂”

，真正有仁心的人，不會受環境動搖，沒有憂煩。“勇者不懼”

，真正大勇的人，沒有什麼可怕的。　但真正的仁和勇，都與大智慧並存的。

聖人之道與才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　可與適道，未可與立。　可與立，未可與權。

這是作人做事最要注意的事。　講到這種人生的經驗，孔子真是聖者，實在了不起。　他說有些人可以同學，年輕做朋友蠻好，但沒有辦法和他同走一條道路，不一定能共事業。假如有一個事業，認為是好朋友，拉在一起做，往往後來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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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１５論　語　別　裁

變成冤家，真不划算，如不共事業，還是好朋友，多圓滿！

朋友是難得，結果變成冤家，等於離婚一樣，該多痛苦？所以漢光武找嚴子陵，而嚴子陵始終不幹，始終和皇帝是好朋友，多舒服！如果他作了漢光武的官，最後歷史的記載，兩人有沒有這光榮史蹟，就不知道了。“可與適道，未可與立。”有些人可以共赴事業，但是沒有辦法共同建立一個東西，無法創業。　我們經歷了幾十年的人生，再回過來看這節書，真感到孔子的了不起。明太祖朱元璋。最初尊孔子，反對孟子，把聖廟裡孟子的牌位丟掉，說孟子沒什麼了不起。　後來觀念轉變，翻開孟子一看，讀到孟子說“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那一段，他又立即認為孟子真是聖人，恢復了孟子在聖廟的牌位。　這就是說明要人生的經驗多了，才體會得出聖賢之言的可貴。“可與立，未可與權。”有些人可以共同創業，但不能給他權力，無法和他共同權變。這在歷史上很多故事中可以看到，有些人學問、道德都不錯，作別人的高階幹部，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也不錯，但權力一集中到他手裡，他自己會害了自己，就壞了。　譬如現代史中的袁世凱，和曹操差不多，是亂世奸雄，治世未必能。　如果一個人大權在手，又有道德學問的修養，把權力看成非常平淡，那就高明瞭。

贊元禪師與王安石

再說，由“可與共學”到“未可與權”這三句話，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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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罕　第　九１１５

可以借用宋代蔣山贊元禪師對王安石說的話，作為更進一層的瞭解。　王安石與贊元禪師交情猶如兄弟，一個出家當了和尚，一個作了宰相，王安石每個月都要寫信給贊元，而贊元始終不開啟來看。　有一天王安石問他能不能學道，贊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