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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我悄悄到了香港，用的是自己的通行證（紅本通行證和老鷹國護照都已經交給Katherine　了）。在尖沙咀一間很偏的酒店住下，然後到街上的公用電話給Sandy　打了個手機“我想見她！”Sandy　很吃驚“你在香港？”“嗯！時間地點你給我在msn　上留言吧”

過了兩天，我準備打退堂鼓的時候，Sandy　終於留了言，下午在港島的天星碼頭見。

那天下午我在碼頭邊的一個椅子上等了2　小時Sandy　才來，只有她一個人。

我很失望“她不願意再見我？”

Sandy　拿出一個薄薄的信封“只讓我把這個交給你”

我收下信封，不知道該說什麼。

Sandy　轉身要走，我想了想，叫住她“Sandy　，謝謝你！”

她輕輕笑了笑，沒說什麼，轉身走了。

我慢慢坐下來，撕開信封，裡面只有一張照片：是5　年前我們剛到廣州，挑寫字樓時在中信對面小廣場的一張合影，那是我和她唯一的一次親密動作，我右手輕輕攬著她的腰。當時我才25歲，她34歲

照面背面有八個鋼筆寫的繁體字“難忘歲月，永記於心”

我在碼頭椅子上一直坐到了華燈初上，靜靜的看著不遠處的2IFC北角那一層。她的辦公室在面向維港這邊，她是不是也在透過落地玻璃望著樓下碼頭上那個跟隨了她5　年的小夥子？我不知道，一種從未有過的苦澀滋味充滿心間，就像當年的那首《一生何求》：冷暖哪可休回頭多少個秋尋遍了卻偏失去未盼卻在手一生何求曾妥協也試過苦鬥迷惘裡永遠看不透沒料到我所失的竟已是我的所有

當天晚上我過關回了大陸，補了張回成都的末班機票。在寶安機場等飛機的時候，我在衛生間裡把那張照片燒掉了。難忘歲月，永記於心，只是我已經長大。

到了2007年4　月份，在沒有任何徵兆的情況下，中國對外資收購的政策突然來了個大改變（當然肯定也有一些中美高層角力的原因），實質性和象徵性的開放了很多行業。基本上北角這種公司存在的必要性降低了50％。外資財團現在可以明目張膽的進入中國，很多事情也沒必要再偷偷摸摸不知道這是退步還是進步？但是至少，從事北角這一行的人都可以“見光”了。

我去上海見了一次Elsa。　她當時沒事，在休假。我們吃了晚飯，又一直呆到半夜。交談的一些內容不能寫出來（關於她的工作和身份），簡單聊聊她說的一段讓我印象非常深刻的話：“1978年以前，中國一直在被外國人左右，中國不是中國人的中國。而是各種國外勢力的角鬥場。我沒有權利評價GCD　如何如何，但至少現在中國終於走到了‘自己’的路上。這和意識形態沒有任何關係，誰是執政黨已經無關緊要，至少現在中國終於變成了中國人自己的中國。我們再也不用看他人臉色”

我靜靜地聽完，沉默了很久。

半年前決定反水，是下意識的認為我應該那樣去做，而沒有想太多這些東西。每一個70s　大學畢業生在從少年到青年、中年的過程中其實都碰到過很多次這個問題，但是“道路選擇”在我們的腦海裡是一個死結！我們根本不可能有一個明確的答案，能夠做的就是賭，賭GCD　能成功其實機率都一樣，唯一讓我們站在這邊的理由就是我們是中國人。

告別的時候Elsa送了我一塊表，是塊很普通的天梭，在朋友店裡拿的。她有點不好意思“我收入實際上並不高，只買的起這個，你留個紀念吧”

我想了想“怎麼紀念？呵呵，我都不知道你叫什麼名字”

“歐雲星和林黎確實都不是我真名你就記住是一個老鄉送的吧”

“老鄉？”

她沉默片刻，笑笑，然後用一種我很熟悉的方言輕聲說“我們屋頭是九龍坡的”

我愣了好一下，換成四川話“原來你是重慶人？真沒想到”

“很正常啊，工作需要”

快天亮的時候，她幽幽的問“如果我不是做這個工作的，你會”

“什麼？”

“你會喜歡上我嗎？”

我有點不好意思“會！因為我們做過戰友”

她臉有點紅“我也會”

“多保重！”

“你也一樣！”

剩下來的時光裡，還有很多事情等待著我去做。不過首先一件，是我必須得學會如何去像個正常人一樣生活。整整3　年，都是在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