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齡的政治聯姻，對於蔣介石實現自己的政治目標產生了重大影響。不僅在蔣家王朝初創時期，得到美國、英國的有力支援，得到江浙財團有力支援，而且，後來宋美齡所表現出來的外交才能，為蔣介石贏得國際上的支援，特別是贏得美國的支援、得到美援，發揮了特殊的作用。當然，宋家也在這一政治契約似的聯姻中得到想要得到的一切。

的確，就自然人而言，很難說蔣宋聯姻不美滿；就政治人而言，蔣宋聯姻，堪稱婚姻嫁給政治的成功典範。後來，以蔣宋聯姻為基礎的“四大家族”發達了，留給中華民族的卻是深重的災難，這大概是人們詛咒這種婚姻樣式的根源所在吧。

術篇第42節　培植自己的嫡系

借辦黃埔軍校之機，培植自己的嫡系

黃埔軍校原名“陸軍軍官學校”，後來叫做“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因校址在廣州市區的黃埔長洲島，故簡稱黃埔軍校。一進入黃埔軍校的大門，就可以看到醒目的大字標語，就是“擁護三大政策”，“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打倒帝國主義”，“打倒封建主義”，“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等標語、對聯。初期的校歌有“以血灑花，以校作家”的詞句，後來的校歌又有“怒潮澎湃，黨旗飛舞，這是革命的黃埔”，這樣一所革命氣氛很濃的軍校，後來怎麼會成了蔣介石嫡系部隊的代名詞，成為蔣家王朝培養御用軍的地方？這是人們百思不解的問題。

事例：

為了解讀上述謎團，那首先要從孫中山辦軍校的初衷談起。

孫中山在長期革命活動中是踐行武裝奪取政權的，然而，他不太注意建立自己的軍隊，基本上是借用他人之力，包括幫會和軍閥。屢戰屢敗，無數次失敗的教訓，尤其是陳炯明的叛變，使他尤感建立一支真正的革命軍，掌握軍權的重要。早在１９２１年底，他在廣西桂林與共產國際代表馬林會晤時，就談了“創辦軍官學校，建立革命軍的基礎”的想法。１９２３年２月，他派廖仲愷與蘇聯代表越飛會談時，也商議了設立軍校的問題。同年１０月，國民黨常務會透過了《設立陸軍講武堂於廣州的議案》，後來正式定名為“陸軍軍官學校”。

軍校到底由誰主辦，這當然是孫中山特別重視的問題。在１９２３年孫中山重回廣州，組織革命政府時，建立軍校的問題，便馬上提到日程上。同年秋冬間，在宣佈改組國民黨的同時，孫中山立即派廖仲愷負責實際籌備工作。雖然廖仲愷十分可靠，但畢竟不太懂軍事，於是他把辦軍校的任務交給蔣介石，因蔣介石是軍事方面的人才，又在自己廣州蒙難時表現了對領袖的忠心，不僅可信而且在辦軍校方面有為。革命形勢的發展給了蔣介石展示自己的平臺，而這對於奉行掌握軍隊為第一要義的他來說，對於肩扛耀眼的將星，卻無一兵一卒急於改變這種尷尬處境的將領來說，是天賜良機。蔣介石自接受這一重任之日起，就要把辦軍校的大權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並千方百計地按照自己的意願把軍校辦成他培植軍事骨幹，以保證掌握軍權的基地。

首先，竭力爭黃埔軍校的領導權。在黃埔軍校籌備過程中，蔣被任命為籌備委員會的委員長。但孫中山明確表示黨務之事由廖仲愷負責。蔣接任後，曾參與制訂軍事機關計劃、預算，召開校務籌備會議，但他感到財源不濟，權力不大，因而鬧起情緒來。特別是剛剛閉幕的國民黨一大選出的領導機構中，沒有他的位置。２月蔣被任命為中央執行委員會下設的軍事委員會委員。他感到這個職務，許可權甚微，很不愜意，加上孫中山還特意指示他不必過問黨務和軍政大事，更使他灰心喪氣。於是放出不辦黃埔軍校的風聲。隨後他又以“環境惡劣，辦事多遭掣肘”為由，於２月下旬提出辭呈，棄職回老家。孫中山迅即委派廖仲愷代替他的職務，肩負起籌建軍校的重任。同時，孫中山對蔣進行耐心的勸導。廖仲愷先後給蔣發出十多次函電，通報情況，批評他的錯誤，促其早日返回參加軍校工作。

他分別給孫中山、廖仲愷等寫信，在發洩對聯俄、聯共政策的不滿的同時，要求賦予他更大的權力，他在給孫中山的信中直截了當地說，自己“如果回粵，焉能專心辦學而不過問軍事政治”。他在給廖仲愷的信中指責孫中山對人對事有“賞罰不明，邪正倒置”的毛病。在黃埔軍校籌備工作基本就緒之際，戴季陶等人提醒蔣介石，要他先掌握實力，暫不表示不同政見，等羽毛豐滿後再說，經他們的點撥，他決定返回軍校，搶抓實權。

為了掌握對軍校的領導權，他刻意在校內樹立自己的權威。他以進步和革命的姿態出現，發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