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部分(第1/4 頁)

在保持武力高壓的態勢下，還派人帶著一大筆錢，收買陳濟棠的部下，獲得成功。廣東空軍４０多人駕機投蔣，聯名通電譴責陳濟棠等借抗日為名反叛中央。一部分高階將領相繼率部投蔣，陳濟棠陷於眾叛親離的地步。在蔣介石主持下，國民黨召開五屆二中全會，免除陳濟棠的職務。陳濟棠在大勢已去的形勢下，致電蔣介石表示“遵命下野”。廣東落入蔣介石的控制。

廣東問題解決後，蔣介石乘勢解決桂系問題。電令白崇禧出洋考察，李宗仁前往南京在軍事委員會任職。李、白對此舉堅決拒絕。蔣見此策不行，又換了一個戲法，要將李宗仁、白崇禧調離廣西，由黃紹竑在廣西主政。李、白接電後，決定拼個魚死網破，動員十多萬軍隊備戰，同時聯絡各方人士到廣西共商大計。蔣介石立即調大批人馬進逼廣西，“一時大軍雲集，自四面而來的不下四五十萬人，劍拔弩張，遙遙向廣西逼近”。

華北事變發生後，日本加緊擴大侵略，民族危亡加劇，愛國學生奔走呼號，“華北已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全國人民抗日救亡運動更加高漲。中國共產黨發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呼籲國民黨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用和平協調解決爭端。在這樣的背景下，南京和廣西當局都採取比較剋制的態度。李宗仁等人向蔣介石提出和平方案，表示願意和平解決。經過程潛等人從中斡旋，雙方作了讓步，終於促成廣西問題的和平解決。

評析：

面對日本的侵略，蔣介石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對日妥協、對內“剿共”的反動政策，激起全國人民的憤慨，國民黨內一些政治派別與軍事集團舉起抗日反蔣的旗幟，反映了民意，是維護國家與民族利益的正義行動。蔣介石不但不支援他們的抗日的要求，反而採取種種手段予以鎮壓和破壞，做了親者痛仇者快的事，舉國聲討理所當然。

福建事變在很短時間裡，就被蔣介石所鎮壓，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蔣介石組織佔絕對優勢的軍事力量，親自督陣進行鎮壓，敵我雙方的力量過於懸殊，這是最主要的外部原因。中共領導機關實行王明“左”傾關門主義路線，沒有采取切實的措施與福建人民政府建立抗日反蔣統一戰線，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從內部分析，福建事變的領導者提出了嚴重脫離實際的左傾口號和政策，加上一些將領被蔣介石收買，倒戈，使自己陷於孤立無援的境地。

兩廣事變的發生，是對蔣介石打壓不同派別和集團，排除異己的行為的反抗；更主要的是，是對蔣介石堅持反共內戰，對日妥協退讓政策的抵制。蔣介石採用武力征討，違背民意；採取和平方式解決，才是明智之舉，才能得到廣泛的支援。

術篇第80節　雙管齊下（1）

雙管齊下，置馮玉祥抗日同盟軍於死地

雙管齊下，說的是採用兩種以上的方法，做某件事，以達到所期望的目的。蔣介石在對待持不同政見者，處理同政敵之間的矛盾問題時，常常採取這種權術。他解決馮玉祥組建抗日同盟軍問題的方式，就是其中一例。

事例：

中原大戰後，馮玉祥將軍通電宣告“即日釋權歸田”，隱居於山西汾縣峪道河。蔣介石實行不抵抗政策，導致大片國土被日本侵略者佔領。對此，馮將軍極為憤慨。不斷地譴責蔣介石的妥協退讓政策，主張出兵抗擊。１９３２年，他懷著滿腔熱情，從山西汾縣峪道河山村出來，四處活動、勸說，希望國民黨能團結抗日。但是奔走兩個多月，得到的卻是冷水澆頭。他一氣之下，上了泰山，住進了普照寺，潛心讀書，研究國政。不久他在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下，集合各方抗日力量，組織抗日同盟軍，相機發動察哈爾省的抗戰。為了爭取各方面的支援，於１９３３年１月致電兩廣的各派力量，呼籲：“現在已至最後之生死關頭，非速圖抵抗，不足以挽茲垂亡之局。”強調，只有識大體，群策群力，才能有所成就。他派人到北平、天津，請求工商界經濟上予以幫助；聯絡他原來的部下吉鴻昌、石友山等將領參加抗日同盟軍，併到蘇聯駐天津總領事處請求援助。

馮玉祥的抗日活動，遭到蔣介石的阻攔，他用勸說和誘騙的方法，要馮玉祥離開察哈爾。１９３３年１月，蔣介石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名義，致電馮玉祥，邀請他到南京見面。馮覆電以“近感風寒”予以拒絕。並提出了１２項抗日救國主張，作為最後的呼籲。為了促使馮玉祥改變主意，蔣介石還派人到張家口敦促馮進京，並以監察院長、黃河水利委員會委員長等職相許。但馮玉祥組織抗日同盟軍抗戰的決心已定，不受蔣介石的誘惑所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