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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國從政的責任了。他在臺灣主持政事時，在臺灣推行一些改革措施，比如實行三五減租、貨幣改革、發展教育、振興民族工業，初步奠定了國民黨在臺灣統治的基礎，也為蔣經國在臺灣立足創造了一定的條件。

在國民黨敗退臺灣後，陳誠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他既是蔣介石執政的頂樑柱，又是蔣經國將來繼承統治地位的鋪路人。他官居國民黨副總裁的地位，曾兩度擔任“行政院院長”，三度當選“副總統”，屬於臺灣國民黨政界的二號人物。如此顯赫的地位，在他與蔣經國之間沒有發生大的摩擦與衝突。這與“二陳”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陳誠在蔣氏父子權力交接中，屬於一個過渡性人物。在蔣經國的政治威權還沒有達到眾望所歸的程度，擔負“行政院院長”、“副總統”的實職，還難以統卸眾臣時。蔣介石給陳誠委任此重任，在一定程度上填補了權力真空，給蔣經國平穩接班提供一個緩衝期。正因為如此，他這一角色顯得特別重要。這一位置上發生問題，其後果對於蔣氏父子的權力交接的影響是致命的。可能導致兩個結果，一個結果是，儘管對蔣氏父子來說是“忠臣”，但才能不濟，導致中間連線鏈條的脫落；是“能臣”但非“忠臣”，有可能大權旁落，這對於蔣氏父子來說，是一個災難性的結果。陳誠早已死去，蓋棺論定。陳誠對蔣家忠貞不二，在上個世紀５０年代末６０年代初，美國曾想用陳誠替代蔣介石，以便推行其“劃峽而治”，分裂中國的計劃，遭到陳誠的拒絕，在陳誠病危彌留期間，他對蔣介石說，美國人不可信。提醒“主子”予以提防，其對蔣家的忠貞可見一斑。他在臺灣的政績也是人們公認的。蔣介石把陳誠放在這個位置，確實比較高明。

把陳誠放在這樣重要的位置，如果說蔣介石十分放心，那就把他的心胸看寬了。隨著陳誠地位的升高，威望的增大，蔣介石感到一種潛在威脅。在是換掉還是繼續留用陳誠，舉棋不定時，聰明絕頂的陳誠，以重病在身為由，主動向蔣介石提出辭職的請求。給了蔣介石一個政治權力平衡的機會；當然，此時的陳誠已病入膏肓，自知在世時日不長了，給一個順風人情，何樂而不為。

在陳誠辭職後，蔣介石提議由嚴家淦任“行政院院長”。對此舉，在臺灣政壇不少人不以為然，也有的瞠目結舌。嚴家淦是江蘇人，早年就讀於上海聖約翰大學，比蔣經國大５歲，長期從事技術工作，是一個典型的技術性官僚，他顯然到臺灣時間很早，但長期在島內默默無聞。提議這樣的人擔任如此重要職務，似乎不太符合蔣介石用人的標準。

其實，蔣介石用嚴家淦來填補陳誠留下的空缺，顯現出他在政治權術上的老道。經過陳誠的鋪墊，蔣經國在組織上、特務政治上的經營，有比較好的基礎了。在陳誠之後，他不能再啟用“老臣”，也不能任用本事太大、野心可能大的人，否則，可能出現影響權力交接新的障礙。所以，他必須物色一個本事雖不高，但沒有野心，沒有自己的勢力，不會與蔣經國爭權奪利的人。嚴家淦比較符合這樣的條件。

嚴家淦性情溫和，生活簡樸，從政不太張揚，他奉行八個字的人際關係哲學，即：“退一步想，易地而處”。從這樸實無華的信條可以看出，嚴家淦是一個與世無爭的人。他在擔任臺灣省副主席期間，輿論對他的評價比較低調，稱他是“好人，不是好官，是好國民，不是好公僕。”江南先生說得更刻薄，說：“嚴的才具、建樹，連勉強及格都困難。充其量只是一個循規蹈矩的政客，無條件服從的ｍｅｎ。”說歸說，批評家可以坐而論道，可政治家要的是政治實惠，當然，既好看又有用，那當然很好，如果不能兩全其美，那肯定是選擇“有用”的了。

說不定蔣介石所看中的，正是批評家所抨擊的。當然，嚴家淦也並不一無是處，他到臺灣很早，在臺灣任地方官，跟臺灣本土的人士有較好的人際關係，在權力構成的有關方面，其奉行的八個字的處世哲學，有彈性，全球權力平衡；在政治上，沒有很強的權欲，可以說在政治利益上是個“中富即安”的人。儘管他政治才能不是一流，只要不爭功，不爭權，無為而治也行。

１９６３年１２月，國民黨中常委會，正式透過了嚴家淦“內閣”組成名單，嚴家淦從陳誠手中接下“良相”的接力棒，老老實實地為蔣經國接替蔣介石的權位修路鋪石。

術篇第110節　子承父位水到渠成（2）

２．讓蔣經國執掌更大的權力，增加其親政的資本和砝碼。

嚴家淦上任伊始，便秉承蔣介石的旨意，提名蔣經國為“國防部副部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