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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夏天，翁文灝到廬山與蔣介石見面，指出：政府有天然保護整個領土的任務，日本帝國主義從東北到華北，亦必由華北進取長江，社會人心，都怕政府苟安一隅，不肯負責任，因此愈感恐慌。這是當前存亡所面臨的問題，如果政府負起這個艱鉅責任，必能取得全國擁護，增加新的力量。而且有了這種重大任務，那麼經濟建設等具體工作，得有確定目標，也可容易集中推動。至於政府任職，我並無專長，惟歷年調查礦產，於主要富源，尚知梗概。蔣介石認真地聽翁的進言，並贊同他的觀點，當時就要翁入閣，但翁表示不願意以學者身份協助政府工作。蔣介石用人，對於那些表示不願意當官的越是重視。翁文灝越是推辭不願意為官，蔣介石就越是要把官給他做。１９３５年１０月，翁擔任行政院秘書長，１９４７年被蔣介石推薦其出任行政院長，在蔣介石的專家內閣中，翁文灝的職位最高。在蔣家王朝垮臺前夕，他並沒有追隨蔣介石退臺，而是走上了迎接新中國的光明道路。共產黨既往不咎，對他是尊敬、重視的，他從反動營壘轉向為新中國建設服務，英雄真正有了用武之地。

三是幫閒文人。蔣介石還把一些有社會聲望的文人，收羅到自己名下，這些人沒有具體的職務，他們以國民參政會成員或各種委員會委員的名義參政議事。他們多半被用來裝飾門面，有時候還利用他們攻擊政敵，尤其是攻擊、謾罵共產黨。葉青就是這類人物，許多反共文章出自於他的手，抗戰時期，在蔣介石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時，他是撰寫文章鼓吹“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攻擊共產黨的急先鋒。

評析：

打天下少不了知識分子，坐天下更是需要知識分子鼎力相助。蔣介石深明此理，且在這方面花了不小的功夫。首先是廣羅人才。既有通才，又有專才。二是唯才是舉，用其所長。比如陳布雷專長舞文弄墨，且比較溫和謙讓，安排他做私人秘書最合適不過了；翁文灝有技術專長，把這樣的人才引進到政壇安排為高官，可以一舉多得。三是以“誠”相待。“士”者最講究的是“面子”，蔣介石善於籠絡人心，所以一時也贏得一些知識分子對他的感恩孝忠，被他所用的高階知識分子中有的確有“士為知己者死”的勁頭。

但蔣介石獨裁政權的反動本質決定他的用人的侷限性。陳布雷之死，翁文灝之離去，在其腐朽，沒落的政權下，再會用人的當權者，也只能落得“樹倒蜈猢猻”的下場。

術篇第53節　道不同才高亦棄之

以我劃線，道不同才高也要棄之

蔣介石舉賢用才有一個基本準則，那就是以我為中心，與我同心同德且有才者重用，與我同道不同心者，一般也能任用，而有才，而與自己不同道，不怎麼用，更不用說重用了。

事例：

在民國政黨史上，人們一般認為中國青年黨充當了蔣介石國民黨政府的幫兇，是為蔣介石搖旗吶喊的走卒。其實，蔣介石以自己的獨裁利益為尺度，在處理與中國青年黨的關係中，踐行著一條原則，這就是道同則謀，道不同則不相與謀。

中國青年黨建立於１９２３年１２月。曾琦在法國巴黎成立這個黨確定的方針是反共反俄。在這個黨創立之初，就積極向國民黨靠攏。１９２４年初，國民黨在廣州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決定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青年黨開始走上了反對國民黨的道。１９２７年蔣介石發動“四&#8226；一二”政變，進行“清黨”，曾琦幾次受到國民黨軍警特務的逮捕。

在“九&#8226；一八”事變後，蔣介石實行“攘外必先安內”的方針，無視民意，對日妥協退讓，積極“圍剿”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武裝，由於利益目標相近，青年黨與蔣介石有著某些聯絡。西安事變後，迫於全國抗日熱潮的壓力，也為了其國民黨自身的利益，蔣介石決定聯共抗日，經過長期談判，最終達成第二次國共合作，共產黨實際上成為一個合法的政黨，這與青年黨利害攸關。於是，青年黨負責人曾琦、左舜生等人商量後，由曾琦前往廬山，拜見在那時的蔣介石。曾琦向蔣介石獻計獻策，要求蔣介石“假抗日，真防共”，也就是“主動的抗日，確保軍政領導；加強防共，維持後方秩序”。蔣介石與曾琦兩次會見，第一次會見時，聽了曾的建議後表示：“很好，待細加研究了再談。”在研究了曾琦的建議後，再次約見他交談了很久。在此之後，蔣介石與青年黨的負責人之一的左舜生簽訂了三黨（加上國社黨）聯合“抗日”的換文。

１９４０年，投靠日本的汪精衛在南京成立偽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