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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花廳的位置緊挨著中南海西北角圍牆內，周恩來一天勞碌了十多個小時，眼看天亮前正要進臥室去休息，也該是造反派們掀起白天上午的第一個高潮，就是叫你周恩來沒法睡覺；或許這也是“中央文革”整週公的一種手段吧？

第四節

隨第一位保健物件董必武視察湖北，

輪船航行在長江三峽，半夜三更董老

關心世界乒乓球比賽；陪同胡志明上

黃山，發現山腳下躺著一隻豹

我進中南海服務的第一個保健物件是共產黨的元老董必武。實在是太幸運了，儘管在董老身邊的時間不長，但留在我記憶中的印象至今仍十分清晰。

這位老人家才高八斗，是屬於學者型的黨和國家領導人。他品德高尚，性情溫和，脾氣極好。而且他的夫人及子女等親屬都能平等待人，使我在他家愉快和順利地工作了一年，讓我看到了一位真正的共產黨人、老革命家。

解放前，他在國民黨統治下的重慶和南京等地同周恩來長期合作共事。

1949年，他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副總理協助周恩來工作，後被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他倆有著極其深厚的革命情誼。董老為新中國的國民經濟、政權建設和法制建設作出了重大的貢獻。

在董老家的一年，對我後來在保健工作崗位上沒有出什麼大錯，比較順利地度過了這幾十年，應該說有一定的關係。

董必武居住在懷仁堂東側的一所四合院裡。懷仁堂西側慶雲堂衚衕自南往北一順兒共有四個建築格局相仿的院子。一號院住的是李富春與蔡暢家，二號院為譚震林家；三號院是鄧小平家；陳毅一家居住在最後的四號院。周恩來與鄧穎超居住在那長夜燈火不滅的西花廳，因而是我一生難以忘懷的地方。

隨董必武視察湖北，使我第一次開了眼界。看到中央領導人是如何接觸群眾、觀察事物、分析問題、作出結論，以及如何指導當地幹部解決問題的方法。

同時，使自己養成長期隨首長出差在外地生活，既做好本職工作，又要抓緊點滴時間學習。以至到了80年代末，我仍是一年之中有半年以上隨首長生活在外地，直到離休為止。

1965年三月下旬的一個深夜裡。

“咚、咚、咚！”忽然，有人急促地敲我家房門（當時住東交民巷北京醫院宿舍）。

“張大夫在家嗎？快起床，到辦公室去，叫你出差去。”來人低聲說道。

“知道了，你先走，我馬上就去。”我聽到是醫院總值班室一個護士的聲音，我答道。

我急忙穿衣起床，洗漱後趕到了總值班室。

“你趕快準備一下衣服和生活用品，帶上出診包，去南方出一趟差，中南海警衛局的老滕會與你聯絡，他與你一起走。”值班同事這樣說。大概出於保密原因，傳達任務的人只是說“去南方”，沒有講具體到什麼地方。我不便多問，立刻回家準備東西。我剛走到宿舍門口，走廊裡的公用電話鈴聲響了。

“你是張佐良大夫嗎？”我拿起電話機，聽到一個操著濃重山東口音的人在問。

“我是。”

“我姓滕，是警衛局的。我們一起出差去。我正在聯絡飛機票。看來，這深更半夜的飛機票不好買，要是買不到機票，我們只好坐火車走了。你就在家等訊息吧。”他說完便結束通話了電話。

這位姓滕的山東人在電話裡仍未說要去的具體地方。我想不管他去東南還是西南，終歸是南方。

時值嚴冬季節，除了兩廣和福建之外，都不會暖和，只有多帶一些衣服保險。妻子起床幫我找出一隻旅行袋，那時的行李簡單，除了帶幾件換洗衣服、肥皂毛巾、牙刷牙膏和幾本書之外，連袖珍收音機都沒有。岳母也忙著起床煮了水撲雞蛋給我吃。四歲的兒子睡得正酣。家裡人懂得保密規矩，沒有人問我去哪裡，去多久和幹什麼事情之類問題。我收拾好行李，吃完東西，在房間裡坐等訊息。不一會兒，走廊上的電話鈴聲再次響起。

“張大夫嗎？”

“我是張佐良。”

“今晚搞不到飛機票，明天也沒有把握，上面要求我們儘快趕去，我怕誤了事，只好買了兩張火車票，我現在就來接你。十分鐘後，你到東交民巷派出所門口等我。你要多帶幾件衣服，聽說那邊也不暖和。”從這個山東人說話的情形可知他對北京醫院這一帶地方非常熟悉。估計他經常出差，知道各地季節氣候和衣服穿戴情況。不過，他在電話裡仍說的是“那邊”兩個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