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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衛生間門口見到我，她輕輕地叩了一下門即推門進去，我跟在她的後面。

“這一位，就是我跟你說的張佐良大夫。”她向周恩來介紹說。

這時，周恩來剛做完晨間操，身上穿著白底藍條睡衣在洗漱。

以前，我多次在天安門城樓與人民大會堂等地方見過周恩來，都沒有靠近過他。但佇立在總理面前同他說話還是頭一次。我時刻牢記上級領導的囑咐：“保健醫生在中央領導人面前要做到不卑不亢與落落大方。”此刻，我內心雖感到有點緊張，但盡力剋制住，保持鎮靜和注意言談舉止。但我可以想象自己當時那副“尊容”：一定是融興奮、激動、緊張、不自然於一臉。

我看見年近古稀的周恩來面部氣色很好，面板白皙略微紅潤，細看有一些“老年斑”。他頭髮斑白，兩鬢染霜，額頭和眼角處皺紋較淺，眼袋不明顯，兩頰的落腮鬍子颳得發青，濃眉下一雙大眼睛炯炯有神，精神矍鑠。

“哦，張大夫，聽說你是個孤兒，你家鄉在什麼地方？”他面帶笑容同我握了一下手，右手拿毛巾繼續擦臉，並用人們熟悉的蘇北口音問道。

“我出生在上海，故鄉在浙江硤石，幼年時由大人領著去過幾次，現在已沒有什麼印象了。‘八一三’戰爭使我家破人亡，成了孤兒，在上海流浪。後來被人領養到了蘇北，1947年參加新四軍，解放後經過補習文化考進上海第一醫學院學習。”我怕耽誤他的時間，將事先準備好的“腹稿”簡要急促地向他作了自我介紹。

“你也不容易啊，上了大學，當了大夫。”他停頓了一下，接著問，“你有幾個孩子？”

“一男一女共兩個。”

“好麼，你來了，我這裡也沒有多少事情。大姐的身體不大好，你多照顧她就行了，好，就這樣吧。”談話就這樣結束了。我馬上告退出來隨鄧大姐到客廳。

“今天，他總算見了你一面，又跟你說了幾句話，看樣子對你的印象還不錯。你也見到了吧，他實在太忙了，時間不夠用。我跟他一天說不上幾句話，有時，甚至一兩天都見不上面。說起來，別人還不會相信呢。”我們回到客廳在沙發上坐定後，鄧穎超說。鄧穎超苦費心機安排在“第二辦公室”讓周恩來見我一面，目的是看他對我的印象如何，是否適合到他身邊工作，這畢竟是為周恩來挑選保健醫生，應得到他的認可。雖說我被周恩來初次召見是在衛生間，時間只有幾分鐘，說話三言兩語，卻使我同他老人家之間有了長達十年的緣分，直到這位人民的總理告別人間。

假如“老資格”的周恩來辦公室工作人員將衛生間戲稱為“第二辦公室”的話，我可將臥室稱之為“第三辦公室”。周恩來起床後便到“第二辦公室”開始了一天的工作日程，但周恩來是在臥室的床上結束一天工作的。

周總理每天深夜或凌晨離開辦公室去臥室時總抱著一大摞檔案。鄧穎超把這一摞檔案戲稱為“他每天總抱著金娃娃”去睡覺。

周恩來洗漱完畢進臥室躺到床上，繼續看著“金娃娃”，批閱檔案，常常在疲憊不堪時打瞌睡。手裡拿著的紅鉛筆在檔案上圈、點、劃，到後來則劃出一道道彎彎曲曲不規則的線條。有時，我站在旁邊勸他休息，他很少答應，只是叫人拿熱毛巾擦一把臉，拿點花生米或者蘇打餅乾給他“充飢”，我看出，其實他是想借此驅除“瞌睡蟲”。有時，等人家取來花生米，他已呼呼地靠在床頭睡著了，握在手裡的鉛筆已掉在了地上。

第一節

風風雨雨西花廳

周恩來冒著餘震的危險視察邢臺地震

災區；他接過農婦送來的水碗就喝

1966年一開春就沒有春意。人們正在呼呼熟睡的時候，河北省邢臺地區突然發生六七級強烈地震，這是全國解放後第一次發生在人口較稠密地區的強震，遭災面積達三十多個公社、近四十萬人口，損失嚴重。

邢臺地震波及到北京地區。地震時，我家在北京醫院小平房頂上吊著的電燈被震得晃來晃去，房頂上往下掉了不少灰塵，聽到院子裡有人大聲喊叫“地震了！地震了！”不一會兒，院子裡聚集了許多人，吵吵嚷嚷地說著話。

這是我平生頭一次領教到地震是怎麼一回事。

周恩來得知邢臺地區發生地震的訊息後，當天在國務院會議廳召開緊急會議。他了解震情、災情及商定抗震救災工作部署，並向黨中央和毛主席報送了書面材料。

他促請以國家科委和中國科學院為主同有關部門組織科研力量赴地震現場進行觀察、探測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