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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

周恩來對中國革命的偉大歷史貢獻是舉世公認的，這在我擔任周恩來保健醫生之前尚沒有後來那樣深刻的認識。

第十二節

周恩來的“第二辦公室”和“第三辦公室”

解放初期就在西花廳工作的老同志把周恩來的衛生間戲稱為“第二辦公室”。正如鄧穎超所說的：“他呀，一天到晚只知道忙著幹工作，就是不注意自己的身體。”

周恩來一天的工作時間是從“早晨”醒來一睜開眼睛就開始了。他睡得晚，起床也晚，這裡所謂的“早晨”大多是近中午時刻，甚至到下午一兩點鐘，偶爾會更晚些才起床。

西花廳的服務人員一清早便將衛生間打掃乾淨，一切生活用品都備齊；白天拉開窗簾開啟窗戶進行通風換氣，夜間則關上窗戶拉上窗簾使室內既保持空氣清新亦使室溫相對恆定。

有人向我介紹，周恩來很注意自身的修飾和儀表。他穿的中山裝及襯衫都熨燙得平平整整線條筆挺；皮鞋擦得鋥亮鋥亮的。他花白的頭髮向來梳理得很整齊，隔一天刮一次鬍子，若有外事活動則每天刮一次。他本人如此，自然也要求身邊工作人員服裝穿戴必須整潔，不可邋遢。這些看來是生活上的小事情，實質上同周恩來年輕時所接受的教育，同他以後的自身修養潔身自好有關。對一個領袖人物來說，其外表形象亦不能說是他個人的“小事情”，因為他是代表一個國家的形象與人民的素質。

有一次，周恩來在衛生間洗漱，看到一位工作人員的皮鞋比較髒，他就說：“你的皮鞋這麼髒也不擦擦，你沒有皮鞋油啊？快去，用我的皮鞋油擦一擦！”這件事很快在工作人員中間傳開了，後來，大家都注意服裝整潔、皮鞋乾淨、及時理髮和刮鬍子。

周總理每天起居作息等生活習慣與工作安排是，“早晨”醒來一睜開眼睛便看手錶。他偶爾按電鈴叫人進去詢問有何急事需要處理，要是時間許可，他也覺得睏乏而沒有睡夠便接著睡。不然，他便按枕頭邊的電鈴呼叫值班警衛人員，他們聽到鈴聲，便進周恩來臥室隨他一起到洗手間。

周恩來進衛生間後，有時坐在抽水馬桶上就按電鈴（電鈴按鈕在馬桶旁的小條几上），把值班秘書叫進來，向他報告電話記錄、待批閱的緊急檔案和一天的工作安排等。有時候，他叫人（多半是周恩來熟悉的老部下）到衛生間來彙報工作，交談的時間是幾分鐘，也可長達幾十分鐘。所以，日子一長，西花廳的工作人員賦予衛生間一個雅號叫做“第二辦公室”。

1965年秋天的一個下午，醫院值班人員通知我馬上去西花廳。我騎上腳踏車急急忙忙趕到了西花廳。

自從1964年毛澤東嚴厲的批評了衛生部在醫療保健工作中存在的一些不合理制度和脫離群眾的現象後不久，我調到了醫院總值班室工作。

那時候，由於取消了專職保健醫護人員，每一個醫生或護士要兼管多位醫療物件。我一個人就兼顧了六、七位中央首長的保健工作。況且我正準備隨鄧小平去雲、貴、川三省視察三線建設工程。所以直到12月“上海會議”結束返京後方去“總理辦公室”報到。

1965年8月那一次鄧穎超約見我，主要是她在看過我的個人檔案材料後，再想看看我本人，彼此認識一下，透過談話可以對我有更多的瞭解，亦便於她向周恩來作介紹。果然，在鄧大姐約見後不幾天，周恩來便在“第二辦公室”接見了我。

“不要急，總理還沒有起床，我們估計他快要打鈴了，叫你提前到這兒來等著，怕你來不及。這是鄧大姐交代的。”值班室的人向我解釋道。

若在近中午時刻，周恩來臥室電鈴響的時間比較長，便是他“清晨”起床，召喚管理他生活值班人員的訊號。

不一會兒，值班室的電鈴“吱吱吱”響了起來。

他們進去照料總理起床洗漱和更衣。我走進客廳，對著大穿衣鏡擦去了額頭的汗水，用手理了一下頭髮，整整衣褲，看看沒有什麼不妥，便想去叩鄧穎超辦公室的門。

“你來得正好，總理剛起床，到衛生間去了。我跟他說好了，讓他見你一面，你先在這裡坐一會兒，等秘書出來，我會叫你一起去見他，”鄧穎超來到客廳笑盈盈地對我說。

周恩來的工作太忙，生活節奏快，在他身邊的工作人員決不能邁著四方步慢悠悠地走路，他們聽到電鈴聲都是跑步到總理身邊。今天，鄧穎超見縫插針安排我來見周恩來真是不容易。

片刻工夫，就有人來到客廳引我去“第二辦公室”。大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