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部分(第3/4 頁)

高的禮賓規格，周恩來總理率領黨中央、國務院各部委領導人到東郊機場迎接貴賓。我坐警衛車隨同前往。

長長的迎賓車隊直接駛到停機坪旁。迎賓隊伍中有威武雄壯的陸、海、空三軍儀仗隊。阿爾巴尼亞及各國駐華使館官員，由學生組成的身穿豔麗服裝，手捧鮮花，揮動著彩旗的迎賓隊伍站在停機坪旁。當阿爾巴尼亞國賓的專機徐徐落地駛向停機坪時，歡迎隊伍中立刻鼓樂齊鳴，口號聲與歡呼聲響成一片。

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國黨政領導人款步走向舷梯旁，同謝胡率領的代表團成員一一握手錶示歡迎。其時，中方領導人隊伍中十分引人注目地缺少了一位重要人物——黨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兼市長彭真。

彭真在“海內”工作人員心目中視他為政治局“常委”。按以往的慣例，像這樣重要的外事活動場合是少不了他出面的。彭真是中國共產黨在“反修”戰線上的傑出代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著名人物，他的地位相當突出，所以，在這麼重大的國際與黨際外交場合，他的出席與否已經不僅僅是“應景”之事。

當天晚上，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盛大的國宴款待阿爾巴尼亞貴賓。此後的會談、文藝晚會，以及5月初周恩來陪同謝胡到外地去參觀訪問等一系列重大外事活動中，始終沒有看到彭真出席。這一異乎尋常的徵象正向人民提示著一個資訊：一場使人心悸的急風暴雨即將降臨到每一箇中國人民頭上。

此時的我，已經在中南海西花廳這樣一個政治上敏感的環境裡工作近半年了。這兒的紀律很嚴，同事間沒有人議論尚未公開的黨內任何“機密”，我初來乍到，在西花廳的資格還嫩了點，自然不會知道黨中央“領導層內”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和大多數北京老百姓一樣，對正在悄然而起的“史無前例”的動亂沒有絲毫思想準備。我更不會想到日後發生的這場“文革”災難，使黨、政、軍各級領導幹部受到嚴重的衝擊，社會動盪不安，國民經濟遭受破壞達到了崩潰的邊緣，持續時間會長達十年之久！

這場動亂髮展勢頭迅猛，波及面廣泛，不少幹部和群眾遭受異常殘酷的迫害使我驚悸不安。我所崇敬的老首長、老領導，或是敬重的老專家突然間成了被專政的物件。對此，我始終處在不理解、接受不了、無法面對從而陷入憂心忡忡和無可奈何的痛苦之中。

但是，這一切又都是親見、親歷與親聞的事實，並不是道聽途說。同事之間每當碰到自己解釋不通的問題時，相互間只用一些中性詞，如“不理解”、“跟不上形勢”等言辭敷衍搪塞之，不敢正面議論。偶爾找自己認為“可靠”的、不會被“出賣”的知心朋友，如老戰友、老同學在一起直抒胸臆。即便如此，我們也要避人耳目，小心翼翼地找一個較為僻靜的地方去議論或者發洩一通“牢騷”。

我們這一代是屬於“一切聽從黨安排”、跟黨走到底的人，在“文革”中被批判為“馴服工具”。我們政治上比較幼稚，對於黨內鬥爭，尤其是黨內高層政治鬥爭，缺乏一定的認識，因而一旦政治風雲驟變，便難以面對不知所措。

比如，1953年3月5日，我在上海衛生幹校校園裡溫課，突然聽到人家說：“電臺廣播斯大林逝世了”，儘管事先從報紙上得知斯大林病重的訊息，但還是把我嚇了一跳。這訊息明明是真的，我卻不信，不願意接受這一事實。但是，校園裡的大喇叭很快不停地播放國際歌，以前每當聽到這個曲子總有一種莊嚴感，此時聽到電臺播放這個樂曲卻有一種哀婉、令人傷痛的感覺，並使我若有所失。我禁不住兩行熱淚撲簌簌的滾落下來，好像世界末日就要來臨一樣。那時，哭斯大林的人何止我一個，整個校園裡哭聲一片！”

為什麼？斯大林同我有什麼關係？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反法西斯戰爭的英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領袖。面對著二戰以後“北約”和“華約”兩大陣營尖銳對峙的嚴峻局面，這個世界需要他的智慧、權威和統帥，不能沒有他，要不然，這個世界還不亂了套！這，就是我，和與我同代人的信仰！

因此，我對中國共產黨中央領導人懷有更深的感情並不稀奇。我不認識彭真，從來沒有跟他說過一句話，但對他卻極其自然的懷有深深的敬意。

在“文革”前夕，彭真身處逆境，面對驚濤駭浪的時刻，仍敢於大聲地喊出“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八個字。這確是代表億萬正直的中國人民喊出的心聲！這是一個真正的共產主義老戰士堅定地捍衛真理的吶喊聲，令我敬佩不已，永生銘記心中。當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