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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憂國、憂民，把滿腹憂恨埋藏在你的心裡，跟你一起走了。但是，你沒有想到，人民的力量，人民的覺醒，我們黨的中堅優秀領導人，很快就一舉粉碎了‘四人幫’。‘四人幫’粉碎之後，祖國的今天，正在開著改革開放之花，越開越好、越大、越茁壯，正在結著豐碩的果實，使我們的國家繁榮昌盛，給我們的人民帶來幸福。”

1970年，鄧穎超贈送給她的摯友、已故著名口腔科專家韓文信的兒子、也是周恩來和鄧穎超的牙科保健醫師、北京醫院副院長韓宗琦的一張照片，那是周恩來和鄧穎超老倆口在西花廳院子裡海棠花開時節的合影。鄧大姐在照片背面親筆寫上了三個鮮為人知的年份：1919年、1925年與1970年。這三個年份的含意是：

1919年周恩來和鄧穎超相識在天津；

1925年8月8日在廣州結婚；

1970年5月，是這張珍貴的照片攝於西花廳海棠花盛開季節。

從以上的引文和鄧穎超在那張珍貴照片背面書寫的三個重要年份，足可以看出，周恩來和鄧穎超在黨內外堪稱革命終身的模範夫妻，恩愛情深、忠貞不渝，充滿了革命的浪漫主義色彩。

第三節

山雨欲來風滿樓之時，在周恩來的一次重

要外事活動場合，人們突然發覺彭真“失蹤”

1966年5月，春光明媚，中南海湖邊垂柳拂面，“海內”綠草茵茵，西花廳海棠花盛開，滿院芬芳，蜂鳴蝶飛，中華大地呈現一派勃勃生機。

首都人民艱難地度過了三年“天災”與“人禍”兼而有之的苦日子，許多人因長期吃的飯菜清湯光水不見油星、更沒有肉味導致營養不良而得了浮腫病、肝炎。且不要說一般群眾，即使能到北京醫院來看病的不少高階幹部同樣是這種情況。

那時候，懷孕婦女受的苦更大，肚子裡的小生命儘管從媽媽身上吸取了一部分營養，但仍不能滿足其發育的需要。醫院裡許多懷孕的醫護人員雙下肢嚴重浮腫，走路時拖著兩條像灌了鉛一樣沉重的腿邁不開步。

那時，我兒子在他媽媽肚子裡足足呆了十個多月，已超過了預產期，按理說，孩子不算小了，為什麼仍不覺得肚子裡有何動靜，真擔心孩子發育不良，將來生出一個怪模怪樣的畸形兒。我妻急忙趕往上海回孃家去分娩，設法買一點高價食品來一個快速補充營養法，起碼可以自我安慰。

她回到上海養小囡，但親屬、鄰居與同學們看見她那個足月懷胎的肚子一點沒有顯山露水的樣子，大家對她到底是否懷了孕還真的有點兒懷疑呢。

那時，政府對幹部作了一點“特殊”照顧，將幹部自上而下按級別分成“肉蛋”、“糖豆”和只有“黃豆”三個級別。我是屬於只有“黃豆”那個檔次。我們總算得到極為有限的物質補充，就這樣一天天熬了過來。大家對於那時經常斷炊餓肚皮，幾年聞不到一點兒肉腥味的滋味，體會極其深刻。

後來，國家經濟狀況有了一些好轉，街上副食店裡東西多了一點，就是現在人們說的“菜籃子”和“米袋子”情況稍微得到改善。老百姓馬馬虎虎過得去，過幾天溫飽與略微輕鬆的日子已是心滿意足了，再也沒有多餘的念頭。

那時候，人們忙忙碌碌的工作，平平淡淡地生活，倒也覺得寧靜自在，心情不那麼緊張，只盼著不要再來什麼“政治運動”。不過，願望歸願望，現實還是現實，老百姓無能為力，只好順其自然。

但是，一些“老運動員”們比較敏感，他們察覺到社會生活中似有一種隱隱約約的緊張和無形的壓力、猶如激戰前夜那種可怕的“寂靜”。

自從60年代中蘇兩黨產生意識形態分歧，展開激烈的論爭以來，社會主義陣營已經處於嚴重的分裂狀態。敢於同中國共產黨站在同一條戰線上的“兄弟黨”已是寥若晨星。以中蘇兩黨的意識形態分歧為界線，世界上許多國家的共產黨和兄弟黨，不論是執政的還是在野的，如法共、意共和日共等幾乎都發生分裂，重新站隊，彼此的關係搞得十分緊張，甚至乾脆中止了黨際關係。因此，那時候阿爾巴尼亞勞動黨的友誼對於中國共產黨來說亦是相當珍貴或不可缺少的。

再說，那時釣魚臺國賓館已經成了“禁區”——“中央文革小組”的辦公重地設在16號樓，江青、康生、張春橋、姚文元等人都住在裡邊。堂堂國賓館門前搞得冷冷清清已有多時，確是“門前冷落車馬稀”了。

1966年4月下旬，阿爾巴尼亞政府總理謝胡率政府代表團來華訪問。我國給予了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