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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峰並不太多。美國人是一個講求實際的民族，不大善於思考。他們凡事考慮眼前的利益，而不大追求長遠的利益。

他們所重視的，是夠得到、摸得著、切實存在並能用金錢估價的東西。此外，他們追求安逸舒適的熱情，或許會使他們遭到金錢製造工業貴族的危險。

這種貴族雖然非常強大，但責任感比較小。這種貴族一旦出現，它的法律的嚴酷程度將是無法忍受的。這種危險很可能導致激烈的內戰，其規模將比希臘和羅馬的最慘悲劇還要大，直到有一個新凱撒出來扼殺自由的理想為止。

在過了一個多世紀以後的今天我們再回顧托克維爾的政治哲學時，很難對這位哲學家的直觀推理才能作過高的評價。

如果想到托克維爾毫不理解傑克遜改革的意義，想到他一點也不知道政黨的重要性，尤其是想到他很少或根本沒有考慮到工業生產的劇增的意義及其使初興的美國就不斷出現大城市的效果，這樣來評論他就顯得更為合適了。其實，說他所描繪的美國甚至在他寫書的時候就正在消失，而為他提供主要材料的人不是大部分也是小部分在當時就已批評或十分懷疑他所堅持的論點，也不算誇大其詞。

為他提供材料的人，無論是賈雷德。斯帕克斯還是斯托裡，無論是約翰。斯潘塞還是愛德華。埃弗雷特，都很少有平均主義的民主觀點。對於高傲、性格嚴肅而有點憂鬱、生性熱情、懷有雄心壯志的托克維爾來說，不但能戰勝他家庭出身和所受教育的影響，而且能以充滿想象力的冷靜頭腦去觀察這個他不大同情並不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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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４拉斯基為《托克維爾全集》中之《論美國的民主》

太大希望的社會演進，真是難能可貴。很有可能象皮爾遜所說的，托克維爾從觀察到得出結論所走過的道路，只有一小段是建築在科學方法上的。毫無疑問，大部分結論是深思熟慮的直觀的結果，但這種直觀的魅力卻使《論美國的民主》進入１９世紀最著名的社會學成就之林。

當然不要忘記，儘管托克維爾有突出的創造性，但他仍然沒有超出１９世紀法國社會哲學的主要傳統。

這個傳統並不單純。正如聖伯夫很久以前所指出的，它在每個時代的浪漫主義運動中都有其流派。這位大評論家暗示說，托克維爾是“一個研究世紀病，即維持病或勒內病①的青年人”。

②雖然在治學方法上他屬於基佐學派，但他又時時注意，決不把所遇到的問題研究到他要與自己的過去完全決裂的地步。他提出了一些重大問題，但又無意解決問題所包括的一切難點。特別是在問題涉及到所有制在美國所佔的地位時，情況更是如此。對於他為宗教勢力與金錢勢力和解所做的努力，幾乎也可以這樣說。

儘管托克維爾竭力表示他唯理是從和決不自欺，但他從來沒有完全承認自己為使他明知行將壽終正寢的舊秩序與他認為正在上升的新秩序和解所做的努力徹底失敗。他看不起由於貪圖權勢而容易變為資產階級君主國的新金融寡頭政治的工具的梯也爾之流的人物，但他並沒有設法認識，更沒有比較認真地去理解被這個金融寡頭政治的金錢壓榨得喘

①維特是歌德《少年維特之煩惱》的主人公，勒內是夏多勃里昂《勒內》的主人公。——譯者②聖伯夫：《新月曜日》，巴黎，１８６８年，第１０卷第２９１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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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斯基為《托克維爾全集》中之《論美國的民主》９８４

不過來氣的法國人民的事業。

１８４１年托克維爾在寫給穆勒的一封專談這個問題的信中說過，他希望資產階級的法國變得偉大；但他又清楚地說明了自己的觀點，即認為資產階級國家的所作所為根本不能保持他所要求的偉大。他相當清楚地看到，基佐時代人民的貧困和制度的腐敗必將引起革命。他十分明確地指出，人民知道他們的政府是不值得信任的；但在當時的法國，卻很少有人能象他那樣迅速而清楚地看到，當統治階級把自己的財富和幸福建築在工人受壓迫和受貧困的基礎之上時，沒有良心的金融寡頭政治固有的危險就要表現出來，而社會也要為此長期付出代價。

聖伯夫有一段生動的描寫談到這個情況。

他寫道：“在這裡，我們請來一位優秀、高尚和寬宏的人，並向他說：再也沒有比胃更值得尊重的東西了，而呼喊的聲音再高也高不過貧苦的聲音，大多數人的揭竿而起並不是為了享受，而是為了活命和生存。當前的問題就在這裡，對於看來不太高貴和不太適於在政黨裡混事的人來說，這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