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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強大，以致中國有一連好幾個朝代建自夷狄：漢以後政權空白期間的北魏（386…534　年）和契丹蒙古族建立的遼（907…1127　年），它們幾乎同蒙古人的元朝（1279…1368　年）和滿洲人的清朝（　1644…1911　年）一樣出名。

中國人在公元前3　世紀為遏制遊牧民族人侵的防禦措施，是秦始皇連線各地已有城牆而修築的原萬里長城。之後，中國不斷設法謀取安全，或是透過防禦性的出擊，或是透過行賄納幣，或是透過外交活動和談判。在有些年代，如漢、唐、明這些年代，中國本土人建立的朝代曾深人草原進行重大的戰役。在這幾百年期間的侵略和反侵略過程中，人口有過大規模的混合。在中國社會里，也曾產生了大批的民間傳說，其中講到夷狄的情況，以及應付他們的辦法，事實上，在近代西方人到來之前，草原遊牧民族已給中國提供了外交和國際關係的歷史背景。

因此，中國人同中亞遊牧民族的關係不僅對中國重要，而且在我們西方人也很重要，因為現代的西方已經代替了夷狄的威脅。西方世界對現代中國的人侵，從儒家生活方式的觀點看來，不過是異族外來文化的一長串入侵中最近的一次人侵而已。當然，遊牧民族和西方對中國生活的衝擊毫無共同之處。但中國人對西方的反應，卻受了他們對付遊牧民族時所得經驗的影響。中國的農業生活方式不能推廣到草原上去，而牧民也不能永遠主宰中國的生活。這一事實導致長城以外邊疆地區的華夷關係出現拉鋸狀態。這些這區曾被歐文？　拉鐵摩爾貼切地稱之為“中國的亞洲腹地邊疆”，在那裡，廣種薄收的農業和畜牧業組成的混合經濟形成了混合政治關係的背景。有時遊牧民族的領袖成了定居區域的領袖，有時中國官員對邊境部族實行管轄。拉鐵摩爾指出，邊區上中國人的進退和夷狄的降服與佔有支配權，是兩個迴圈互動作用的產物。一個迴圈是中國內部朝代的興衰，另一個迴圈是草原諸部落之間的團結和分裂。當一個遊牧領袖被邊區的貿易所吸引，把他的權力擴張到該地時，他就不得不採取定居的方式。這一行動可能導致夷狄進一步人主長城以南的中國，但定居生活到頭來也會導致夷狄精力的削弱，並使其對農耕地區的短暫新政權歸於衰亡。

人侵的遊牧民族發現他們只能按中國方式才能統治中國。通常他們取得政權，是由於聽取了邊區一些合作分子的意見，那些人既懂得儒家的一套東西，又能維持一個有組織的政府，只要繼承天命的人按儒家原則辦事，不管誰來都行。

頭幾個中外帝國

契丹蒙古人使華北得“Cathay”（中國之古稱，來源於契丹一詞。——譯者）之稱，他們在長城兩側，包括華北、滿洲、蒙古部分地區，維持一個帝國達200　多年（907…1127年）。據維特福格爾研究所得，他們的生活方式僅是半遊牧式的，因為除了靠羊、馬、豬外，他們似乎也賴農作物特別是小米為生。的確，他們的崛起正是由於他們地跨草原和農耕地帶之間，從而兼有遊牧騎兵的武力和農墾區的經濟力量。建立帝國的部族聯盟由耶律家族領導，他們採用中國世襲君主制以及儒家的許多治國方式，從而延長了帝國壽命。結果出現一個兩重性的國家，南部是中國式的，北部是夷狄式的，南半部由襲自唐代的文官制統治，北半部由騎射武士統治。這樣，契丹皇帝在一個地區的文官系透過傳統的考試製度網羅而來，而北方的騎射武士則於徵集訓練後，進人其精選的衛隊“斡魯朵”（ordo），由此產生出英文裡的〃　horde　〃　（原意為遊牧民族的“騎兵勁旅”，可作“貌琳之士”或“勁旅”解。——譯者）。最後在各個地區建立了12　個“斡魯朵”，共約60萬騎兵，作為一支機動的後備突擊力量。

除了這有趣的雙重性政府外，契丹的遼政府對中國文化沒有什麼貢獻。它的人口約僅4　印萬，是其南方宋帝國人口的1　/　10　乃至1　/　20　，但遼國騎兵攻擊力甚強，終於迫使宋朝向其交納歲幣，以保邊境安寧。當遼國為北滿女真族所滅，建立金國（1127…1234　年）後，那裡仍然是同樣的格局：華夷結合的金帝國兼有草原的騎兵和華北的穀物，得以實施軍事襲擊，迫使宋室南遷。（北宋，907…1127　年，首都在黃河流域的開封；南宋，1127…1279　年，首都在長江以南的杭州。）然而這些夷夏帝國的成就只限於軍力而不在於文化，其歷史意義主要是作為未來災禍的前奏。

蒙古的徵略及其在中國建立的元朝（1279…1368　年），曾被後世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