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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的秘密革命黨（即中華革命黨。——譯者），以完成未竟的革命事業。1917　年他在人數很多的海軍陪同下去廣州，謀求同當地軍閥合作。他起初遭受挫折，但仍繼續努力，想用軍事手段統一中國。1920　年夏，他與廣東督軍合作攻打廣西督軍。1922　年初，他發動首次北伐，像70　年前的太平軍那樣，想攻取湖南，但這次計劃流產了。

孫以聯合一些軍閥反對另一些軍閥這種老辦法，來對付軍閥時，還反對當時流行的聯邦思想。現代中國有人曾比照美國的經驗，提出組織聯邦的想法。1922　年，“聯省自治運動”之說甚囂塵上。當時一些知識分子爭辯說，中國的民主制必須先在省議會一級開展，然後再按聯邦方式組成國民政府。軍閥們支援建立聯邦的想法，以便藉此實行他們的地方自治。然而事實明顯告訴我們，這種聯邦運動缺乏邏輯性和表面上的可行性，其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巨大的傳統力量，“天無二日，民無二主”的想法在政治上仍佔統治地位。二是外國干涉的危險，促使一切民族主義力量支援統一，而統一是隻有強有力的中央政府治理下才能取得的。

城市民族主義的成長。這時期中國大城市的工業發展，促進了愛國情緒的高漲。第一次世界大戰給予中國工業以擴充套件生產的機會。中國的棉織品、麵粉、火柴、捲菸、水泥、罐頭食品以及其他類似的大眾商品的製造工業，在原有的基礎上得到了發展。重工業和技術性強的工藝則仍然進展緩慢。但用廉價手工勞動進行看管紗錠和挑選菸草的工作則有穩步發展。在一些鐵路交叉點，逐漸形成了如濟南、徐州和鄭州這樣一些新近變得重要的城市。上海、天津和武漢成了真正的工業中合，擁有人數很多的產業工人階級。

大小工業城市的成長給鄉村農民大眾提供了另一些就業機會。新城市和通到那裡的鐵路給困苦的農民生活開啟了出路。例如，一個農民的兒子可以不必再像以前那樣完全依靠他的家境，特別是依靠對他父親的孝道，作為走向美好生活的唯一道路。同樣，通常依靠男人作主的農村婦女也有了到工廠賺錢的另一條出路。舊的中國家庭制度開始出現了裂紋。

如果我們回憶一下，家庭不僅曾經是個社會組織，而且也是個經濟組織，每戶農家都作為一個自給自足的單位而過著稱心如意的生活，那麼這一過程的重要意義就很明顯了。家庭成員共同耕種他們的土地和管理他們的家務，不得不接受個人在家庭中的地位，而這種地位是每個人被命運安排好的：然而，工業城市的新生活是根據完全不同的原則組織起來的，是根據一個人的作用而不是根據他的地位安排的。在工業城市裡，掙工資的個人而並非家庭，才是維持生活的經濟單位。而且，個人的受僱和解僱完全取決於不受個人支配的勞動市場的準則，而不管其個人的或家庭的關係如何。誰也不應當把工業城市非熟練工人的生活說得很理想。問題在於這種新的生活儘管有它的種種壞處，卻提供了舊生活以外的另一條出路。而且，它產生了一類新人，對他們來說，舊的忠誠物件和習慣都不再適用了，一個新興的無產階級隨時準備效忠於民族主義和共產主義這樣一些群眾運動。

城市的發展對中國商人階級有最為直接的影響，雖然對他們來說，19　世紀的通商口岸早已開闢了一個機會很多的新時代。“買辦”（源自葡萄牙語）這個名詞在中國沿海的洋徑洪英語中久已通用，意思是指代表一家外商在中國進行一切業務活動的“總經理”。通商口岸外商的買辦，仿照那些在l842　年以前一直壟斷著廣州外貿華方業務的著名行商的榜樣，不久就成為獨力經營的商人。這個新商人階級是在外國人的卵翼下成長起來的。外國人按照外國的方法加以訓練，並常常給予治外法權體制下在司法工作上的保護。中國商人的資本是在通商口岸積累起來的。這些商人吸收了西方思想，也像其他國家的現代資產階級那樣，開始關心本國的獨立和統一。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這個現代中國商人階級在上海嶄露頭角，但是，正如M？C？貝熱爾所指出的，它不久就受到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壓抑，再不能迅速發展起來。

中國商人中的愛國熱忱使他們越來越多地採取抵制外貨的手段。抵貨運動是廣泛使用的消極抵抗形式，或者說是一種非暴力的強制手段，同業公會之類的有組織團體，可以利用這種手段來對官府施加影響。到了20　世紀，抵貨運動開始被用來作為排外的表示。1915年的二十一條激起了全國性的抵制日貨和鼓勵購買國貨的運動，並促進了中國工業的發展。

五四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