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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警察實行了恐怖統治。他取消了國會和省議會以及新成立的地方議會和諳議局，想在全國重新實行官僚控制。但是，這種中央集權的措施破壞了各省各地的領袖人物即士紳統治階級的主動性和熱情支援。袁的專制統治因而缺乏社會基礎。

袁受他左右親信的慫恿，終於想在1915　年建號稱帝；他遭到非常廣泛的反對而不能得逞，被迫放棄了這項計劃，而於1916　年6　月病死。他死了以後，從1916　到1928　年的10多年間，中國分裂為許多敵對的軍閥割據地區，使國家深受分崩離析之苦，儘管當時在北京的政府仍然得到國際承認。

為什麼1911　年的革命不能建立西方式的新中國呢？第一是沒有共同目標。如前所述，起義時匯合的各種成分，除推翻滿清這一點以外，沒有什麼共同目標。第二是缺乏政治體制並缺乏人民參與。革命黨人在密謀策劃時，不可能並且事實上也不怎麼想去動員城鄉民眾的支援。協力反對北京的各省士紳，在其內心是與革命對立的，他們不久就拜服於袁所控制的優勢兵力之下。第三，當時所有中國愛國之士深恐外國干涉。為了避免日本兵出現在北京，他們容忍了英國領導其他列強為了維持中國局勢穩定而支援袁世凱的做法。1913　年2500萬英鎊的善後借款（美國沒有參加），表明了列強對袁當時所體現的穩定勢力的堅決支援。革命黨人要反對這股外國財政與國內武裝相結合的力量是無能為力的。最後一點並且最為重要的是，中華民國向西方借鑑，透過立憲議會和內閣而組織政府的想法，是同中國的政治傳統脫節的。

民國淪落為軍周割據。軍閥割據，部分地說是一種老式的政治現象，是發展到權力鬥爭水平的地方主義。它的基本成因在於中國的苦力軍隊易於徵募和給養，而中國大多數省份又有天然的地理分界線，使其易於成為相對獨立於外界權威的軍事管轄地。山西省就是以地理分界線為依據，而建立的行政區域的一個最好例證，它東有崇山峻嶺，西部和南部有黃河，北有長城。從1911　到1949　年，山西一直在單獨一個軍閥即所謂“模範督軍”閻錫山的統治之下，這是不足為奇的。其他的軍閥割據地區都以重要經濟地區如珠江三角洲、四川成都平原、上海、南京一帶的長江下游或南滿成為其中心。每個軍閥都利用這些地理基地，來訓練和擴充他的軍隊，取得經濟資源，並擊敗他的敵手。

然而在這個時候，軍閥割據卻不同於舊式朝代衰亡後群雄爭奪天命的格局；因為君主制已成陳跡，王朝不存在了，必須尋找政治統一的新基礎。軍閥是在思想意識的真空裡互相鬥爭的。單有那種窺視天子之位者的叱吒風雲的個人才幹是不夠的。如C？M？威爾伯所指出的，一個軍閥必須號稱代表“人民”，並在可能的情況下從議會取得合法地位。他那批新式的軍官教導團，受過專業訓練的兵種如炮兵、工程兵、通訊兵，可能會形成一個有文化並有一些管理能力的新興官僚階層。但有若干因素使地區頭領之間不斷對抗爭雄。一個因素是外國勢力的無孔不入。這些人可從通商口岸獲得武器、經費有時甚至是庇護，即使不是直接從列強（如日本，它是支援華北的安福系的）那裡獲得的話。另一因素是新的交通工具如輪船和火車使軍閥部隊具有新的機動能力，並且也可以把他們從任何一個地區徹底趕走。由於他們互相爭權奪利，誰也不能讓誰獨行其是，結果是他們的部隊在國土上流竄成災。

許多軍閥是出身微賤的軍事暴發戶——土匪、苦力、小販、行伍中的列兵。其中最有名的是“基督將軍”馮玉祥，曾由詹姆斯？　謝里登對他進行過研究。馮信奉衛理公會派的教義，為他的官兵樹立了生活儉樸、身體力行、紀律嚴明的榜樣。馮體格異常魁梧健壯，常以其農民出身而感到自豪。他在招募和訓練他的部隊時非常仔細，強調給予士兵以職業道德，成立俱樂部，甚至讓他們信奉基督教。傳說他用救火水龍頭給士兵行洗禮的事可能不真實，但關於他的種種民間傳說表明，他的個性很強。馮這個人是當時政治敗壞的象徵，因為他只有十分含糊的政治綱領，成為一個純粹的投機家，時常改換盟友，在反覆無常的軍閥派系間他先是站在這一邊打仗，然後又投向另一邊。在1925　一1926　年間他接受了俄國的幫助。1927　年他投奔蔣介石，但在1929年又起來反蔣。最後他成為國民黨的一個受禮遇的俘虜。在軍閥混戰高潮時期，孫逸仙多次想透過軍閥渠道達到他的革命目標。他早就對西方議會制的功效不存幻想。1914　年他從中國政界無謂的派系紛爭中退出，再次組成一個忠於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