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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蘇聯的路線改組國民黨。這純粹是權宜之計的結合。孫博士和蘇聯代表在1923　年1　月聯名發表的協約，是個內容極為有限的協定。協約中說孫並不贊成中國實行共產主義，因為它同中國的國情不合，又說蘇聯同意中國需要統一和獨立，並準備協助中國進行國民革命。正如孫在當時寫信告訴蔣介石的，他不得不向那些能夠援手的人尋求幫助。西方列強沒有提供援助。但是，雖然這時孫尋求並取得了蘇俄的援助，在他的心中共產主義卻並沒有代替三民主義成為中國革命的綱領——即使他覺得，把共產黨所重視的以反帝口號激發群眾運動的做法吸收進他的思想是有用的。

根據這個勉強的聯盟關係，蘇聯馬上提供了援助。1923　年後期蔣介石在俄國逗留三個月，回國後於1924　年在廣州當上了新設立的黃埔軍官學校的校長。同時蘇聯顧問鮑羅廷成為指導國民黨怎樣進行革命活動的專家，鮑羅廷曾在美國住過，是個能幹的組織家。他協助成立一所政治學院，給國民黨訓練宣傳人員，指導國民黨政治活動分子怎樣去獲得民眾的支援。這時國民黨仿照蘇聯的樣子，成立了地方黨部，並由地方黨部選出代表參加黨代表大會。1924年1　月召開了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選出了一個模仿蘇聯的中央執行委員會作為黨的最高權力機關。鮑羅廷起草了新黨章。

除了協助國民革命以外，共產國際進一步的目標是發展中國共產黨，使它在國民黨內佔有戰略地位，以便最後控制國民黨。根據同國民黨達成的協議，中共黨員可以以個人名義參加國民黨，同時中國共產黨仍舊單獨存在。孫逸仙似乎認為容共是可行的，因為他們人數不多。兩黨在反帝的基礎上聯合了起來，而國民黨的目標在於領導一個廣泛的、全國性的、多階級的運動，以避免階級鬥爭。孫又認為民生主義和共產主義沒有實際差別，認為中國共產黨人只是一群想要獨佔俄國援助的“小夥子”，俄國在必要時是會拋棄他們，同國民黨合作的。

中共黨員則在城市工人、貧農和學生中間爭取堅定的階級支援。但他們認識到這一階級基礎仍然薄弱。所以他們企圖贊同並利用國民革命運動，而不引起其中非共產黨的重要人物的反感。不要忘記這時的中國共產黨還在幼年時期。1922　年它的黨員不超過300　人，1925　年只有1500　人左右，而國民黨在1923　年就有了約5　萬名黨員。如同其他國家的情形一樣，這個時期的中國共產黨人不是以他們的人數，而是以他們的思想和組織方法顯示其重要性的。

這樣，國共聯盟從一開頭就不牢靠，兩黨只是由於彼此可以利用，有共同的敵人帝國主義，又有孫逸仙在世時能約束他黨內比較反共的分子，才彼此結合在一起的。

國民黨取得政權。1925　年3　月孫博士不幸早逝，此後他的信徒們於1926　一1927　年完成了從廣州到長江流域的北伐進軍。新訓練出來的國民革命宣傳家在蔣介石軍隊的前面做宣傳工作，因為這時俄國給蔣提供了武器和顧問。這次進軍是全國反帝大浪潮的頂峰，而這種高昂的反帝情緒是上海廣州兩地學生示威和巡捕開槍事件（分別為1925　年5　月30　日和6　月23　日）激起的。這兩次挑釁性的引人注目的事件，證明了不平等條約和外國特權仍在那裡作祟。隨之而來的是在香港為了反對英國人而進行的一次長期的抵貨和罷工運動。

這樣，從1925　到1927　年，中國民族主義的表現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峰，集中反對英國這個首要的帝國主義國家。英國人為保護他們的地位，一方面把他們在長江流域的漢口和九江的租界交還中國，另一方面在列強支援下組成了一支4　萬人的國際部隊，以保護上海。大多數教士深恐排外，從內地撤出。1927　年3　月，當革命軍開抵南京時，外國僑民區受到襲擊，有六人被殺，其餘在美英炮艇的炮火掩護下撤走。

正是在1927年春這個時候，革命運動中左右兩翼潛在的分裂終於完全暴露了。有兩年光景，運動內部的左右兩派一般是合作的，雖然早在1926　年3　月，蔣介石就在廣州逮捕了一些左派分子，據說是因為發現有綁架他的陰謀而先發制人的。1923　年他在俄國觀察3　個月的結果使他意識到了俄國人的方法，從而對共產黨的目標產生了懷疑。北伐的成功終於揭開了蓋子。簡單地說，1927　年3　月間，國民黨左翼和共產黨人在從廣州遷到武漢的革命政府裡佔據了主導地位。除其他領導人以外，聚集在那裡的有國民黨建立人的遺埔孫夫人和他的主要信徒汪精衛，還有革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