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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和獻身社會，所以出現了不那麼情思綿綿而比較關心社會的作品。

20　年代的傑出作家魯迅（1881　一1936　年），出身於浙江破落士紳家庭。他考取過秀才，在海陸軍學校學過科學。起初他在日本學醫，但終於把興趣放在文學上面，作為改造社會的一種手段。他早期想透過翻譯西方著作、特別是斯拉夫文學作品（根據德譯本轉譯）來喚醒同胞，但沒有得到反應。他回國後在北京擔任政府裡的差使，極為失意。到了1918　年他在（新青年）上發表了諷刺文《狂人日記》　以後才一舉成名。日記中的狂人發現史書裡講“仁義道德”文章的字裡行間，到處都有“吃人”二字。他說中國的文化是“奴才伺候主子的文化，而那些主子是以人民大眾的苦難為代價而青雲直上的”。

國民革命

一般地說，20　年代的國民革命結合了兩種趨勢：一種是在一個堅強人物（這次是蔣介石）的領導下重新走向國家統一的傳統趨勢；一種是採用西方管理方法，灌輸效忠於國家的新思想，以一黨專政（而不是建立新朝代）來壟斷權力，從而接近於現代政體的新趨勢。革命背後的主導思想感情是力求國內統一和擺脫外來控制的民族主義。但它的階級基礎仍然是有文化的上層。事實上，1927　年之後10　年間的南京政府建立了上層階級的體制，反對徹底改變普通農民生活的思想。國民黨事業的這種舉步不前的性質，以及它在改組中國社會方面所抱的有限目標，在20　年代表現得十分清楚。1922　年孫逸仙決定向蘇俄學習，而1927　年蔣介石卻決定同蘇俄決裂，就是例證。

國共聯盟。中國的國民革命，在其力求擺脫帝國主義的不平等條約和其他束縛方面，當然受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和蘇俄榜樣的深刻影響。列寧主義理論把反帝事業視為超出一國範圍之外的事業，把它看作是全世界歷史趨勢的一部分。中國的政治見解一向建築在普遍原則的基礎之上，而中華帝國在傳統上曾自命為包括整個文明世界，所以，中國革命者毫不遲疑地企圖把普遍有效的理論作為他們事業的基礎。1921　年夏，共產黨在上海成立，陳獨秀成為該黨建立人之一。孫逸仙雖不贊成共產黨的階級鬥爭思想，但在他去世（1925　年3　月）前幾年，卻充分認識到共產黨的方法非常有用，因此在他的國民革命事業中接受了共產黨的合作。俄國布林什維克已經把分散在各國的許多團體組成共產國際。他們在1919　年召開了第一次共產國際代表大會之後，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為止，一共又開了6　次國際代表大會。在緊接著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時期內，共產國際鼓勵在歐洲的許多國家積極推進革命。但是，在1921　年列寧把蘇聯轉向他的新經濟政策以後，雖然共產國際仍與歐洲復活的社會黨互爭雄長，但是除了在中國以外，它不是那麼積極推動革命的了。

列寧認為，西方資本主義正在利用亞洲的落後國家，作為獲取利潤的源泉，以支撐資本主義體系。如果沒有帝國主義對亞洲的剝削，使西方工人仍能得到較高工資，資本主義就會垮得更快。亞洲的民族主義革命（國民革命）會奪去帝國主義列強的有利市場和原料供應，從而在西方資本主義最脆弱之處對其發動“側攻”。這一最脆弱之處就是帝國主義所主宰的剝削工人階級最為殘酷的亞洲經濟部門。所以布林什維克從一開始就號召殖民地各族人民起來反抗他們的西方主子。從此以後，列寧關於帝國主義的解釋就日益為亞洲知識分子所接受。

對於中國，蘇聯政府認為它在那裡難以有所作為，便冠冕堂皇地宣稱放棄沙俄時代根據一切不平等條約享有的特權。但其後證明，它對沙俄在東北的特權是善於斤斤計較的能手，並且它的外交部仍然同北京政府和華北軍閥有外交往來，而同時共產國際又在那裡從事顛覆性的革命活動。從1922　到1927　年期間，共產國際選中了中國作為它對外鬥爭的主要地區，並把英帝國主義作為主要的攻擊目標。

從孫逸仙方面來說，他歷經30　年的政治鼓動生活以後，到1922　年正是他命運最不濟的時候。他曾被推奉為中華民國大總統，但旋即看到他的國家分裂成軍閥割據的局面。他企圖透過軍閥來統一中國，這種努力使他同廣州的機會主義軍事頭目交往頻繁。1922　年6　月，他原想設法用策略爭取的廣州一個軍閥竟然同他翻了臉。孫被迫在8　月間逃亡到上海。恰在此刻，孫已經顯示出了是個卓越的中國民族主義領袖，但沒有足夠的力量來完成革命，因此他就同第三國際實行合作。1929　年9　月，他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