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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採取往往是極端的政策，援引了祟高的道德原則。在70　年代因伊犁事件反俄，以及80年代反對法國在東京（印度支那一部分）的所作所為時，這些儒家的超愛國主義者特別感到憤怒。他們對外侮的猛烈譴責支援了北京的強硬態度，使妥協難以成功。

只有在災難臨頭時，改革制度的主張才會風行一時。等到1895　年日本出人意外地打敗了大清帝國，以及在其後的3　年內歐洲列強勒索了租界之後，中國人才打算實行真正的制度改革。但即使在那個時候，其目的仍然不是根本改革，而只是應用外國的方法來加緊“自強”。維新派的立場仍然認為中國社會的基本應當保持不變，但法律和制度是可以改變的，並且應當參照西方的情況。

因此，1898　年的維新派僅僅是改良派，不是革命派。他們仍然只是要求“傳統範圍內的變革”。他們抱有很大的勇氣，甚至懷有更大的樂觀精神，希望中國傳統的代表人物能夠革新傳統，以適應現代的需要。這些人中最著名的，是急性子的廣東人康有為。他是個聲望很高的學者，以其所著（孔子改制考）震驚士林。這個破除迷信的新解釋，把孔子描寫為主張伸張民權、遏制君權的人。康引述偏僻的古書章節，還把進步思想偷偷地塞進傳統的古典思想。事實上他熟悉佛教和基督教教義，以及譯成中文的西方著作，贊同當時流行的社會進化論，認為國與國之間也可運用適者生存的原則。

康有為的主要論點是中國必須改革，不改則亡，而溫和的改革則不足以救中國。他認為中國在改革時應特別向日本學習，因為日本的經驗在時間上和空間上都比西方的經驗更接近中國。這就使康主張立憲政治。他組織了一個規模簡陋的政黨“自強學會”，來宣揚這種主張。當時他的合作者是廣東的另一個才子梁啟超，主編過一份鼓吹自強不息的報紙。

1895　年中國慘敗於日本之後，康、梁等人獲得了不少追隨者，並引起了皇上的注意。為了使皇上了解當時大勢，康呈了奏摺並寫了兩本書。他縷述的意見頗有說服力，使年輕的光緒皇帝在1898　年夏短短的百日之內在康有為的輔弼下，頒發了一系列駭世驚俗的維新詔書。

在這些以皇帝名義頒發的著名檔案中，下令革新科舉制度，改革政務和許多政府機關。下詔的用意是想建立現代政府的一切新部門，同時裁汰舊政府中的冗員，肅清貪汙弊政。另外還有關於醫藥、農業、教育、刑法、警察、郵政、礦務、商業、陸軍、海軍、獎勵發明和出洋留學的諭旨。一位皇帝的不受限制的權力，很少有比這表現得更加生動的了，至少在紙面上是如此。1898　年的百日維新，使朝廷大小官員愕然失色。維新派所設想的憲法決不會限制皇帝的權力（儘管它支援法治），所以這一點無關緊要，重要的是有很多官員感到這些突然的變革危及他們的切身利益。業已退休10　年的慈禧太后在軍方支援下搞了一次政變，廢黝了不幸的光緒皇帝，宣佈垂簾聽政，取消了光緒所頒佈的詔書。六個維新派被處決。康、梁逃往日本。沒有別的事件能比這更有效地證明：透過自上而下逐步改良的辦法來使中國現代化，是絕無希望的。1895　年的戰敗和雄心勃勃的計劃在1898　年的徹底破產，第一次大大地促進了革命變革。從那時起，政治革命就和立憲維新形成兩股齊頭並進的力量了。

革命派與維新派

孫逸仙。孫博士來自現代中國的邊緣地區，是革命領袖中最西化的人物，學過西醫，能說一口流利的英語，到過國外許多地方。他的一生標誌著中國民族主義的興起。這種情緒在對外接觸的前沿陣地，在通商口岸的商人中間，在海外華僑和留學生中間，感受特別強烈。因為在那裡，中國人最清楚地意識地外國的力量和成就。他在這種不受舊社會束縛的真空地帶進行活動，決心獻身於民族主義事業，隨時準備做任何有助於這一事業的工作，是個適應環境的需要真心實意地從事政治活動的人才。他的真誠具有感召力，他那伺機而動的精神很切合實際——即使在他同時追求兩個互不相容的目標時也是如此。對於他的一生，也許同樣重要的一件事實是，他很早就成為民族主義的象徵，並在其後一直努力不懈。特別是根據哈羅德？　希夫林和韋慕庭的回憶，他在進行革命的過程中同當時社會上所有的革命勢力打交道：國外的廣東移民，國內的基督教傳教士，通商口岸的買辦和新聞記者，清政府的維新派官員，反滿秘密會社，海外僑商，日本擴張主義者，海外留學生，國內新軍的軍官。

孫生於澳門附近，那地區有很多廣東人移居海外。他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