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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破壞風水而引起種種問題，如驚動先帝陵寢，嘯聚不逞礦夫，使船工和車伕失業，消耗政府稅款，造成對外國機器和技術人員的依賴等等。即使有李鴻章那樣的維新人物能克服這種恐懼心理，他們仍然面臨著缺乏經營技術和資金這類巨大的實際困難。大工程必須由大官主持，通常按“官督商辦”的方式進行。這實際上意味著企業受制於官僚主義。擔任經理的商人仍在官署後臺的支配之下。雙方都撈取新公司的常年利潤，不去進行再投資。從來沒有進行過再投資，使自成體系的企業不斷獲得發展。

這樣，中國19　世紀晚期的工業化一般都是流產的，儘管許多官辦事業起初好像很有前途。例如，1872　年設立的招商局是接受津貼，承運長江三角洲的漕米供應北京的。自1415年以來，漕糧幾乎每年都由大隊漕船沿大運河北運。現在它們可以透過海路很快從上海運到天津了。為了供應這批商船隊的燃煤，1878　年在天津以北開辦了開平煤礦。為了運送那裡的煤，1881　年鋪設了中國第一條永久性的鐵路。但到了19　世紀末，這些互相支援的企業仍進展不大。招商局在官署後臺、經理和僱員們的掠奪下，生意趕不上英國輪船公司。開平煤礦欠了外商重債，1900年被赫伯特？　胡佛等人所接管。鐵路建設被中國政府所忽視，1895　年以後由帝國主義列強在它們的勢力範圍內提倡興建。

中國工業化遲緩，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由於不平等條約下的外國特權和剝削所致，這個問題還有待公正的研究。當遠東的西方帝國主義勢力在19　世紀晚期加緊侵略時，日本能夠擺脫帝國主義的羈絆，而中國卻越來越俯首聽命，這個時期的一個主要原因肯定在於中國製度的性質，再加上中國是個大國，中央政府的力量比較軟弱。

帝國主義與1898年的改良運動

從1860　到1900年的40　年間，中國越來越向外國的商業開拓和傳教活動開放。外貿發展了，雖然它並未能使西方實現他們夢寐以求的希望：只要每個中國人把他的襯衫後身加長一英寸，蘭開夏的紡織廠就可以永遠不停地開工。中國對外國投資的吸引力表明不如南北美洲或英帝國新開發的土地。同樣，西方傳教士發現中國人過分自信，改變宗教信仰的人為數頗少。

60年代中國的對外開放，有利於傳教工作的大力推進。天主教在舊有的基礎上發展起來，到1894年總共約有750　個歐籍傳教士、400名中國神甫和5O　萬以上的教徒。較晚的耶穌教（新教）到1894　年有1300　多名傳教士，主要是英、美人，在大約350　個大小城鎮設立了約500　個據點，每處有教堂、教士住宅、一些附屬小教堂，並且通常還辦一所小小的學校，甚至可能有一所醫院或診療所。但他們所吸收的中國基督徒不到6　萬人。中國顯然註定不能成為一個基督教國家。然而，教會在興辦學校和醫院，從普通人中間選拔人材，翻譯西方文學，提倡婦女教育，以及協助由來已久的慈善事業和賑災等理想和活動方面，影響還是相當大的。這種影響對中國舊社會有高度的破壞作用，但它對中國人民卻是大有幫助的。

在小規模上，傳教士是共產黨人的前驅，但如今北京方面的風氣是鄙薄傳教士做的好事，稱之為“文化帝國主義”。無可爭辯的論點是，這些工作是一些自以為公正善良的外國人在治外法權的保護和炮艇的支援下進行的。同樣無可爭辯的事實是，也出現過幾百起反基督教暴亂，有時造成生命損失，其中至少有50　起需要最高階外交當局來解決，直到1900年發生義和團的屠殺。但事實仍然是，不管這一時期傳教工作在精神方面和教義方面有什麼收穫，它總是刺激變革的深刻因素。一般說來，引起反基督教暴亂的，似乎首先不在於民眾的迷信恐懼心理，而多半在於中國士紳的嫉妒心理，因為他們在社會上的特權地位（社會性的、思想意識性的以及最後是政治性的）受到這批享有特權的外來文化侵略者的直接威脅。

在皇朝及其制度尚能維持的期間，夜郎自大和惰性所受的懲罰主要還只是在中國的邊界上暴露出來，在那裡，歷來稱藩納貢於中國的小邦被帝國主義列強接管過去了。日本攫取了琉球群島；俄國一度侵人中亞的伊犁地區；法國佔領了安南，建立了法屬印度支那；英國奪取了緬甸；朝鮮被迫開放與外國往來。隨著這些不詳事態的發展不斷削弱中國在東亞一度引為自豪的獨尊局面，要求採取激烈行動的壓力就愈積愈大。

這種壓力最有力的表示是一批官員奏呈皇上的詞正義嚴的“清議”，他們為了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