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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儒家認為君王是介於人類和自然力之間的。他是天子二是位於天之下和人民之上的。只要他順應天時，廣行善事，他就能維持人與自然間的普遍協調。因此，認為天災是由於君王有了過錯，這種說法就是合乎邏輯的了。他可以下詔罪己來承認這一點，如上述蔣介石所做的那樣。也正因為如此，儒家學者才變得那麼重要。既然他懂得什麼樣的行為是正當的，那就只有他才能給君王提出治理天下的正確建議。

孔教靠這“仁政”理論博得重視，這是西方任何學說都無法與之相比擬的，而仁政理論的主要之點是“行為端正即為有德”的思想。以禮持約，這件事本身就能給人以道德地位或威望。這種道德威望又能給人以凌駕於人民之上的勢力。“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僵。端正的行為賦予統治者以權力。

根據這一點，儒士就成為政府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他們特別有資格維護政府的道義，從而使其保持天命。公元前221　年統一天下的秦國法家，雖有冷酷無情的有效治國方法，卻缺乏道義根據，而儒家則提供了這種思想基礎。在註釋“禮”的意義方面，他們是專家，他們對天象和天災的解釋，對統治者的行為會有什麼後果的淨言，只有根據經文才能予以否定或拒絕，而他們自己則是熟習經文的專家。這使他們處於有利地位，來影響政府的政策。反過來，在世界上大多數帝國統治者主要依靠宗教權威的時候，儒家給現政權的行使權威提供了一種理性上的和倫理上的依據。這是政治上的一大發明。

官僚行政機關的早期成就。再說，上述理論在實踐上還有一套施政的技巧與之相配合。古代中國那種行政權力分散而以家族為基礎的封建制度，被一統天下的帝制政府所取代之後，官僚統治階級就有了用武之地。當戰國七雄之一（秦）於公元前221　年併吞其餘六國，一統天下之時，它需要採用橫暴的獨裁手段，並需要一種專制主義哲學（即所謂法家哲學）。但當公元前206年漢朝繼短命的秦朝掌權後，它逐漸形成了一套不那麼專橫的施政法。皇帝開始依靠一批新的行政人員，他們主持大的公共工程——修堤挖渠，築城牆、宮室和倉庫——並抽集民工，徵收田賦。這些行政人員代替了封建時代的世襲貴族，成為帝國政權的棟樑。他們吸收了法家的許多方法，混合製成新的王道儒學。公元前2　世紀的漢初統治者牢固地確立了某些原則。第一，國家政權集中在最上面的皇帝一個人身上。第二，皇帝的政權由他的一批大臣代表他行使，這批大臣居於各級官僚的最上級，他們的施政得失對皇帝負責。第三，這批官僚集中在首都龐大的宮廷裡，在那裡，皇帝行使對這些人的任命權。皇帝的主要任務是挑選文職官員，其著眼點在於維護他的權力和皇朝。因此，很早就有任命皇親國戚、特別是母系親戚當大官的做法。（母系親戚這幫人是完全依賴於皇帝的恩寵的，並且又與皇帝有親屬關係，他們不同於父系親屬，因為那些人可能與他爭奪皇位的繼承權。）第四，漢初皇帝訂立了一套監督制度，其後變成御史制，在這制度下，外省官員受另一較低階官員的監督，而後者是朝廷單獨派出的，並不用對其上級官員負責。

在上述這套方法和其他許多方法上，皇帝施政的中心問題就成為選拔和控制一批官僚的問題。正是在這方面，儒家由於借用法家的某些方法而增強了他們的力量。因此，正如H　；　G？克里爾所指出的，古代中國在制定一套官僚施政基本原則方面站在世界的最前列：即在各固定的管轄區，領朝廷俸祿的命官公正地運用所授的權力進行治理，而這些命官都必須在限定的任期內定期彙報他們的政績。2000多年來，這套地區官僚制體現在“縣”這種築著城牆的行政城市裡。

為選拔做官的賢才，漢代皇帝資助辦學，並開始設立文章考試製度。這種做法以後繼續沿用，當唐朝（　618…907年）復興了帝王政治結構時，考試製度就牢固地樹立起來，成為步人仕途的康莊大道。其後1000多年，直到1905　年，這套皇家取土的制度產生出歷代的行政官員，他們以徹底服膺於官場的正統思想來確立他們居官任職的資格，這肯定又是另一種偉大的政治發明。

經學正統

儒家學說是由經書傳授下來的，這些古書已經形成典章，其文字幾百年來一再被人闡釋，這是可以理解的事。在這過程中，有時專為釋經而寫的較晚文字被奉為較古的書，而早先認為重要的一些書卻已被人遺忘。漢初常提及的經書有《易經》　（用於占卜）、《書經》　、《詩經》　、《禮記》　、《春秋》　（孔子家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