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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中國仍是一個孔教氣味十分濃重的國家。就第一例而論，當時誰也沒有要蔣辭職，他自己也不打算那樣做，於是辭職之請就煞費周章地被拒絕了。就第二例來說，在遭受日本侵略、封鎖以及通貨膨脹之際，誰也沒有指望可以單靠道德品質來拯救中國，蔣自己也沒有這樣想。但在這兩例中，蔣的話勾畫出了傳統的孔孟之道。

在蔣介石之前，中國有無數的領袖在其擊退敵手或外來侵略者時，都引用過孔子的話，而外來的侵略者如日本人那樣，在他們力圖攫取中國期間，也乞靈於孔聖。今日北京唱的是另一種調子，但在馬一毛的管絃樂聲中仍能聽出孔子的泛音。由於思想意識在共產黨統治下起著重大的作用，考察一下中國過去的思想意識是特別饒有趣味的。

儒家原則

現仍隱伏在中國政治生活表面下的孔孟治國之道，是在公元前就制訂出來的。其後幾世紀裡雖對它作了廣泛的修改，但直到近代才觸動了它的根本。過去遺留的痕跡仍處處可見。

首先，從中國有史之初直到公元前三世紀，社會分成了明顯的階層，一方是官吏和貴族，另一方是普通百姓。前已指出，從商都遺址發掘出來的東西可以證實這一點。古代統治階級和平民之間的這一社會差別，產生出一種特殊型別的貴族傳統，它被儒家儲存下來，一直傳到今天。早先的貴族變成了士大夫，儒家學說成了他們的思想意識。

孔子所主張的這種才智之士形成的貴族，比起日後歐洲的世襲貴族來，更接近當初希臘人關於貴族的觀念：“以最優秀者治國。”在戰國時代，帝國尚未統一，百家學說盛行，各大流派的中國思想家都反對當時諸侯所援引的特權世襲原則，而強調人在初生時是平等的：性本善，且具有一種內在的道德觀念——用唐納德？　芒羅的話來說，就是有一種所謂“能作出評價的智力。”這意思是說，人能達到至善。他可以透過教育，特別是透過他自己內在自我修養的功夫，走向正道，但他也可以透過見賢思齊，學習別人的長處而達到目的。在他自己努力想做好事的過程中，他可以受聖賢和優秀人物的模範榜樣的影響，因為他們已經能夠把正確的行為放在一切考慮的首位。古代的中國人強調人能夠透過教育擇善而從，這種觀點一直持續到今天。它現在仍然鼓舞著政府去實施道德教育。

以遺威治國。儒家思想當然不是從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　年）開始的。例如，饒有意味的“天命”觀點可以追溯到周朝初期（約公元前1027…公元前770　年）。據“書經”所載，商朝的未代統治者封是個暴君，但商民不能推翻暴君，故上天授命於周，令其滅封，並取而代之。這一古代思想後來經過發揮，成為著名的“有權造反”，這是民眾反抗專制政府的最後一招。它強調統治者必須有德，這是他保持統治的倫理基礎。如果他作惡，那就違背了天命。上天就收回“天命”，人民就有理由推翻這個王朝，只要他們有力量這樣做。因此，任何成功的造反都是正當的，而新的統治者就憑他勝利這一事實，成為名正言順的了。“天定自我民定。”中國的文人譴責壞政府，反判者就根據這種意見起來反抗。它還加強了這樣一種信念，即統治者應諮詢有識之士，以保證他品端行正。

孔子處於諸侯逐鹿爭霸之時，他和諸子做了遊說諸侯，勸其為善的師道工作，從而底得了地位。孔子是個貴族，他在家設塾授徒，講授並傳播關於行為的道德原則和王道。他在那裡教導上層階級怎樣為人處世。他重視朝廷禮儀、國家大典以及對祖先和在五倫關係中的正當行為這套準則的中心原則之一是“舉措按名份”（禮）。君子依於禮，而禮的教導是寫在典籍裡的。必須指出，開始指導士大夫行為的這一準則最初並不適用於庶民，庶民的行為是要用賞罰而不是用道德原則來制約的。

運用這套規則奧妙的複雜制度，是儒家的拿手好戲，而如前所述，它來源於中國人與自然的關係。這種關係很早表現為原始的泛靈論，認為土地、風和水的精靈積極地參與人類的事務。這種思想在中國人講究風水的做法中仍在流行，它要求建築物必須修建在合適的自然環境中。例如，廟宇通常朝南，背面有山作為屏障，附近有水流。以其較為合理化的形式所表現出來的人與自然現象間具有密切關係的想法，導致人們認為人的行為在自然現象上反映出來的思想。換言之，即認為人是自然秩序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分，以致當人的行為不當時，就會使整個自然陷於混亂。因此人的行為必須與看不見的自然力相協調，否則災禍便接踵而至。這就是儒家強調君王必須有道的理論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