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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形式上還允許繼續存在，但事實上所採取的各種辦法——徵稅和對資本抽稅、定額分派信貸、國營企業的競爭、工會提出的要求——使它越來越處於政府的控制之下，因而商人實際上成了官僚。由於控制了信貸和原料，壟斷了重要商品，政府除了徹底控制大部分的重工業、鐵路和外貿外，這時已經能夠支配生產和商業了。另一項必須做到的，是使一種傳統的辦法合乎現代的需要——控制剩餘農產品。

土地改革。在中共歷史上，土地政策有過幾次變化，典型例子是江西時期消滅了許多地主的嚴厲政策，以及延安時期保證地主可以收取一定地租的溫和政策。由於1946　年後共產黨勢力的擴大，土地改革是在零碎的、往往是暴力的基礎上進行的，有時農民的激烈行動超過了黨所宣稱要達到的目標。

全國性的土改始於1950　年中期，終於1952　年底或1953　年初，其目的不僅是經濟上的，而且也是社會和政治上的。幹部工作組到一個村莊，先查明不折不扣的敵人，必要時讓他們靠邊站，然後給農民特別是貧農講明土改的必要性，因為從理論上說，貧農將是土改的主要受惠者。這樣就挑出了既有幹勁又有能力的積極分子，以領導即將來臨的運動。經過這段準備時期，“階級鬥爭”就開始了。在一系列的“鬥爭”會上，群眾可以在“訴苦”或“清算”時吐露他們積在心頭的苦處。經過鼓動，仇恨在公“審”時會變成群眾性的暴行。有民憤的地主或“土豪”被提出來當眾遭受痛斥，此後就或被處死，或掃地出門，或承認錯誤後接受改造。另一方面，由於採取了激烈措施，整個農村的居民都服服貼貼地接受新秩序。這一運動如果同城市的鎮反運動合併起來計算，從1949　到1952　年底的三年期間總共殺了幾百萬人，按照適當的估計，在2　加萬（據莫里斯？　邁斯納）到500　萬（據雅克？　吉勒馬茲）之間。

下一階段是成立農民協會，它透過村裡農民的同意，可以給每個人劃定階級成分：地主、富農、貧農或僱農，並將地主的土地分類、沒收和重新分配。結果所造成的“平均地權”是符合農民起義的舊傳統的。透過共產黨員對這一過程的指導，積極分子通常得到賞識，富裕的家庭減少了，地主士紳的殘餘或者是其人身或者是其地位被消滅了，同時黨的代表在村裡樹立了他們的權威。現在耕者有其田了，至少暫時如此。

這一私有制的新民主主義階段，按照1950　年的宣傳是要延續‘湘當長的時期”的，但事實上它對農民延續的時間並不比對資本家來得長。為了代替舊秩序，共產黨政權馬上就著手建立新的集體主義農業制，先從組織初級合作社開始。

合作可以提高效率：趕六頭驢去趕集，用不著六個人，只要一個人就夠了。一個家庭婦女同時可以做幾家的飯菜。由於耕畜少於農戶數，就可幾家合使一頭牲畜。幾家積儲的錢可以購買獨家買不起的水泵或農具。特別是手工業合作社，它們可以不靠國家投資，在農閒時利用當地分散的材料和閒著的農業勞力，來增加消費品的生產。合作社作為較大的工作單位，可以實行專業化分工。組織起來以後，識字教育、衛生保健、技術和較高的生產率都會隨之而來。與此同時，農業供銷合作社促進了農村和工廠之間的交換，辦理國家的採購，並使農村得到品種比以前較多的工業品。

農業的增產改革計劃，是從北往南透過一系列有計劃的階段逐步推行的，先是成立通常為季節性的臨時小規模互助組，然後是較大的永久性互助組，然後是農業生產合作社。在合作社中，農民開始共同耕作，按他們人夥的土地、農具和勞力的比例分配公共產品。合作社仍是按土地私有和自願合作互利的原則安排的。但目標開始有所改變。政府在這以前說，由於消滅了地主所有制（雖然沒有大量增加耕地面積），重新分配土地這件事本身將解放農民的“生產力”。但這時它承認，只有最後實行集體化才能實現為工業化提供資金所必需的農業增產。這項工作要透過宣傳、實踐以及逐步增加的壓力，來引導私有觀念根深蒂固的農民“不知不覺地”成為“一個社會主義者”（引用雷內？　杜蒙的說法）。

社會改組

中國傳統的尊祖、家族一體和孝道等觀念早已受到侵蝕。共產黨的“解放”加速了這一過程。根據1950　年5　月1　日的新婚姻法，婦女在結婚、離婚和享有財產方面獲得完全與男子平等的權利。這一擺脫家庭專制的解放，給予自古相傳的家族和氏族制度以沉重的打擊。在50　年代的各項運動中，檢舉父母的孩子受到表揚，這樣就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