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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其最高領導為最高人民法院及最高人民監察院。傑羅姆？　科恩清楚地指出，重大刑事案件通常只是在沒有律師辯護的情況下徹底盤問被告，經他完全認罪並揭發參與被控犯罪行為的任何其他人之後，才開庭審訊。由於法律表達了黨的革命政策，它仍然大部分是不成文的，並且是可以改變的。法律在法官和被告看來都是難以確定的，這當然使人想起中國傳統的體制。公道仍是偏向政府方面的，實際上，就對人對事來說，只要按照每一案件的具體情況應用普遍原則，儘量減少程式，是可以做到公正的。訴訟受人輕視，立法手續並不重要。法典始終沒有公佈，但行為準則透過政治宣傳自然是大家都知道的了。

經濟建設

為設立上述機構而作出細緻的政治組織計劃的同時，也確定了一項頗有魄力的經濟計劃。毛在1　叫9　年初宣佈要把工作重心“轉向城市”，重申城市無產階級在農民出身的黨員佔90　％的黨裡佔據首位。中共已經承襲了三個經濟部門：勉強維持生計的農村經濟，各有獨立基地的通商口岸外國工商業經濟，以及最後是日本人在一片不發達地區建立的東北重工業基地。問題是怎樣把這三部分經濟組織成為一體。

1949　年在工業方面提出的第一個目標，是在三年左右的時間內把生產恢復到戰前水平。日本在東北的工業設施在1945　年俄國人搬走半數以上的資本裝置後受到削弱，當時估計恢復原來的裝置所需的費用至少要20　億美元。在中國本土，鐵路被內戰所破壞，城市勞工被惡性的通貨膨脹弄得意氣消沉。共產黨勝利後，要經過一段時間才能使城市工人相信，解放帶給他們的首先是更加努力工作的機會。戰時城鄉之間的封鎖曾經增強了農村自給自足的程度；像棉花之類的經濟作物必須恢復生產。同時通貨膨脹仍然是個大問題。在1949一1950　年，軍事行動仍在繼續，大約有9　階萬人靠政府的定量供應或工資生活（其中包括接收下來的國民黨低階行政人員和軍事人員）。甚至以有利的？兌換率把國民黨鈔票換成新鈔“人民幣”之後，當局仍不得不逐漸增加紙幣的發行量，來彌補約有75　％的預算赤字。從1949　年5　月到1950　年2　月這九個月的期間，上海物價漲了70　倍。這一切都要求採取有力措施。

消除通貨膨脹的第一步是設法增加稅收，使預算多少趨於平衡。首先是在農村以實物徵收各項農業稅，其次是在城市裡透過一些辦法，諸如對每項主要商品徵收銷售稅以及經同業公會“民主評議”後定出的營業稅，來籌足政府事先規定的定額。徵收銷售稅和營業稅的結果，是從經濟體制中比較有錢的那部分擠出錢來。第二步是改組整個財政管理體制，使之更加合理，讓中央政府能控制以前的地方稅，取締私營銀行經管公款，並普遍消減一切合法的和不合法的開支。當局逐步使徵稅手續更為有效，第一次直接控制到下面鄉一級的稅收。政府透過銀行控制了貨幣和信貸。它又設立了六個國營貿易公司，來控制主要消費商的品的價格。

恢復信任的一種辦法是以商品折實單位（一攬子商品的價值）來表示工資、薪金、銀行存款、某些政府開支和公債發行額。折實單位是按日用品數量而不是按貨幣價格來規定的。一個典型的折實單位可能含有6　斤（　8　磅）大米、1　斤半面粉、16　斤煤和4　尺白布。物價上漲，折實單位的幣值也隨之上漲。一個按折實單位領取工資的人，可以按同樣的折實單位到銀行去儲蓄存款或購買公債；無論採用哪種辦法都不致因通貨膨脹而吃虧。這樣，透過種種方法以求物資供應和金錢收人之間的平衡，通貨膨脹在50　年代中期就得到克服，這是一項了不起的成就。

第一年的另一項成就是廣泛恢復了鐵路交通，使中國的1？35　萬英里鐵路路線大部分重新通車。1950　、1951　和1952　後連續三年的好收成有助於經濟的恢復。到1952　年，生鐵、水泥、鋼材和石油（這些產量在申國都很少），以及煤炭、電力、麵粉和棉布的產量，都等於或超過1949　年的最高產量，但有些消費品如糖的產量，仍低於1949　年前的最高數字。最重要的是，到了1952　年，舊經濟體制中的三部門經濟已經達到空前的全國統一。鐵路線長度發展到1？5　萬英里，公路達到7？5　萬英里。這時全國有一個集中的銀行業體系和單一的幣制。國家預算可以第一次按照實際情況編制了。北京的長期經濟目標是動員全國的資源，把它們重新分配調撥，以實現工業化。這需要將政府的控制權逐步推廣到各個經濟部門。私人企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