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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副總理。當週恩來於1976　年1　月8　日故世時，鄧是代總理——一個直率的小個子，一心想做出成績。但毛比周活得長些。4　月群眾在天安門廣場獻了大量花圈和頌詞，大規模地傾瀉他們對周恩來逝世的悼念。但這項活動被強制鎮壓了下去，同時政治局撤消了鄧的一切職務，任命比較不出名的華國鋒擔任代總理。在1976　年8　月破壞驚人的唐山地震後，毛澤東於9　月9　日逝世。華不久就代替毛當了黨的主席，接著中央委員會頂層包括毛的遺婿在內的四名文革主將幾乎立即被捕，喪失了權力。他們對宣傳工具北京電臺和《人民日報》　的控制結束了，並且有系統地被譴責為反黨叛徒，而鄧小平則重新出現在最高的權力位置上。

其後，“四人幫”受到各種譴責，說他們只強調思想意識的純潔性而輕視生產，破壞工業，在教育部門煽動反對考試、反對教師和反對知識的傾向。但當領導人私下談起“喪失了的10　年”時，他們暗指毛主席在其最後10　年屈服於一種派性的狂熱精神，那種精神帶有民間宗教的氣息，不像含有現代發展的味道。印年代末期的動亂是在城市和黨內而不是在農村出現的。但幾百萬擁護毛澤東而反對他敵人的遊行示威群眾所表現出來的反知識分子狂熱情緒，卻很像一種農民運動。這同中國過去相信太平盛世即將到來的民間教派活動的長期傳統是一脈相承的，縱然現在用的是馬克思主義化的術語。總之，這是相信毛能夠拯救中國人民的一種民間迷信崇拜。它代表了毛澤東不斷進行精神革命的思想，以便解放普通老百姓，改變他們的人生目的，來反對資產階級的自私自利、官僚主義和特權等自古以來的弊端，特別是給予黨內年青一代遭受壓抑的積極分子以出頭的機會。這是社會革命的起因。如果把它抑制下去，它可能潛伏一時，但隨時都會重新冒頭。

同這相對立的是對現代發展帶有競爭性的實際需要。這些需要說出來是更容易為外界人士所理解的：怎樣使糧食供應超過人口增長，怎樣能夠很好地利用中國新發現的十分豐富的石油資源（如冀魯沿海及大陸架上的油田），怎樣平衡自力更生的願望和借用外國技術和資本的願望，以及許許多多類似的問題。在這一切問題的背後存在著一個基本問題：怎樣把那使中國成為強大國家的愛國願望同毛派要求為人民服務的意向調和起來。決策者所要解決的問題，是經常在二者之間作出抉擇，即究竟是在增強國力上進行投資，還是在為中國人民大眾謀福利的事業上進行投資。

1977　年8　月召開的代表3500　萬黨員的十一次黨代表大會和1978　年3　月的五屆人大，最後批准了黨重新實行控制並把發展經濟放在首位的決議。革命委員會在農村仍予以保留，但在大學和工廠裡由單獨負責的校長和廠長取而代之。進高等院校的條件又規定要透過競爭的入學考試。學者和專家聽到當局要致力於發展科學和技術時感到異常寬慰。藝術家和作家從農村返回城市，傳統的京劇重新演出了，新挖掘出來的古代文物使全世界為之驚奇，文化生活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雖然沒有明確地實行非毛澤東化，文化大革命卻宣告結束了。統一戰線至少在形式上覆活了，這一點表現為再度重視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代表作用。中國又一次面向外界了。

毛澤東的豐碑。1976　年周恩來和毛澤東的去世，標誌著55　年前向馬克思列寧主義尋找救國之道的革命一代已經消逝。他們領導的運動的成就大部分仍然不是今日所能評價的。例如，中國人口數增加了一倍，並且成為統一的國家；他們已？經建立起龐大的政府機構和工業機構。中國經歷了變化巨大的起伏沉浮。在這一代人活躍的一生，統一中國以反對外國帝國主義的國民革命（　1923　一1928　年）、南京政府爭取現代化的努力（1928　一1937　年）以及日本侵略造成的破壞（1937　一1945　年）；　這一切都為共產黨在延安建立新秩序（1936　一1946　年）、他們在內戰中的勝利（1947　一1949　年）以及其後在人民共和國的管轄下改造中國的工作準備了條件。從1949　到1976　年的毛和周，繼承了傳統的天子及其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首相地位。（周恩來在其黨的政治局連續工作了48　年，保持了世界最高紀錄。）但他們是作為立志實行社會變革的革命家來行使職能的。他們的成就是全民的成就，是經過多年的苦難以後在一場偉大的民族復興運動中動員了全民的集體力量而取得的成就。

凡是在1949　年前到中國各省遊歷過的人，只要深人到今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