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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到底還是同樣碰到了農民幹勁不足和農業生產停滯的問題。當他們開始革新，將權力下放，發動群眾，並建立人民公社時，他們也失敗了。他們在19　團年後的經濟倒退和工業停頓，比景況較好的蘇聯經濟在任何時候所碰到的類似情形都要嚴重。在50　年代的10　年，中國由於一度在經濟方面實行調整而得到恢復，並且又有蘇聯的援助和貨款，曾經受益不淺。60年代初期，中國吃了氣候不利以及蘇聯撤走技術人員和停止援助的虧。

1958　一1960年在“政治掛帥”的口號下做得太過分，並且那時黨政幾乎合為一體，之後中國經歷了若干年的經濟失調。1960年的國民生產總值可能下降了1/3。普遍出現了營養不良的現象，另外還有一些人餓死。人民疲勞不堪，毫無熱情。交通運愉垮了。工業停頓，其情景好似嚴重的經濟衰退。當局認識到，虧待了10　年之久的農業現在必須要得到最優先的照顧了。雖然自然災害受到了詛咒，但事情很清楚，毛和中共在運用他們的政治權力時，已經在經濟上犯了一個真正規模空前的大錯誤。正如毛在1959　年檢查剛剛過去的事件時所說的，“煤鐵是不能自己走路的；它們需要車運這個我沒有預見到我主要集中精力搞革命我不懂得工業計劃。”結果是幹部們灰心喪氣，老百姓的希望破滅。

50　年代末期中國的革命越來越趨於極端，不斷加速運動和提高指標的狂熱傾向很像其他的社會大變動。包括蘇聯人在內的許多人把這種傾向歸咎於毛作為革命浪漫主義者的固執。這個高傲專橫的中國人力求找出一條走向社會主義的自己的道路。進一步的研究可能會使我們看出，他的個性並非獨一無二，而是有代表性的。無論如何，極端的做法是不斷受到毛和中央委員會鼓勵的，他們相信群眾會響應馬克思列寧主義領導的倡議，因為後者懂得如何解放社會的潛在“生產力”和發揚中國工人階級的“創造能力”，而他們相信這種創造能力在過去是被內外剝削階級所遏制的。

信心竟然這樣大規模地落了空，這是罕見的。到了印年代，中國人民已經學會了怎樣同中共政權共處，正如他們過去學會同專制政府共處一樣，但最初對革命的那種熱情已經消耗殆盡。黨的領導人是依靠“熱愛群眾”和“為人民服務”而高升到掌權地位的，現在他們發覺自己處於困難時期新統治者所處的地位，面臨著難以解決的棘手問題，因而感到疑慮重重，並且彼此也不象以前那麼融洽無間了。

在1960…1962年，劉少奇和北京的其他領導人採取了有力措施來恢復生產。他們恢復了工業的集中計劃工作，恢復了對工人的經濟刺激（發放額外津貼和獎金），恢復了農民的自留地和農貿市場。他們從社會主義退回去的措施，沒有像1921　年列寧的新經濟政策那樣劇烈。但這在工農業方面都造成了個人收人較大的差距，產生了更多的精英分子優越感和官僚主義化。到1962　年，毛及其支持者看到了資本主義復活的傾向，一種修正主義的“資產階級復辟”。

第16章　第二次革命

從1962　到1976　年9　月毛去世為止的15年，是我們對中國現代歷史最不理解的一段時期，這不僅是因為時間太近，還來不及作深人細緻的研究，而且還因為種種事件在我們外界觀察者看來是那麼突兀和令人迷惑不解。（它們使中國國內很多人也有這樣的感覺。）

毛和他的反對者

1966年後，素稱團結的中共領導人為一次“權力鬥爭”所分裂，但當世界報界想用這個主題來說明情況時，他們往往變得更加糊塗了。這是因為，毛的詭計多端或手腕十分高明，政治局裡日後成為第二次革命最大攻擊目標的同僚，早在1962　年9　月和以後經常附和他譴責“修正主義思想”以及“黨內機會主義思想傾向”；　這樣就不知不覺地挖掘了他們自己的墳墓。毛的動機照例是很複雜的，有些人認為他一心想尋找忠於他那理想的接班人，以保證他自己享有“不朽的革命聲譽”（借用精神分析家羅伯特？　利夫頓的話）。他反對職業專門化，不信任知識分子；他帶有反城市和反官僚政治的傾向——這一切都是普通農民的典型態度。他耽於幻想，在1958　年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中偏離了斯大林主義的工業化模式，結果造成了災難，1958　年以後他就不再擔任行政工作；到1962　年，中國的經濟開始恢復。但毛這時相信革命面臨著“兩條路線鬥爭”的危險——或者是按常規的辦法發展國營工業和精英官僚階層，或者是力求完成中國式的平均主義化社會主義。對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