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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蘇聯國內對中國的狂熱和擴張確實感到有點害怕，到了1969　年，在東北的黑龍江沿岸和中亞都發生了邊境衝突。

從歷史上看，50　年代蘇聯在中國外交關係上的首要地位可以同以前幾十年的外國勢力相比——例如，1860　年後的英國勢力，1900年後的日本勢力，或者40　年代的美國勢力。許多外部的民族曾稱雄一時來幫助改造這個中央王國，但沒有一個外來民族能永遠留在那裡。他們已經統統被趕走了。

由於中蘇加深分裂，北京就想奪取世界共產主義革命的領導權。它派出了文化代表團，舉行展覽會和從事富於戰鬥性的宣傳，援助新成立的國家，支援“民族解放運動”，特別是在亞洲和非洲地區。毛為這一時期制訂的政策發表在1965　年9　月林彪關於“人民解放戰爭”的一篇講話裡。林把中國的經驗推廣到全世界，認為中國革命的模式適用於人類中2/3的不發達人民，以反對工業化的帝國主義強國。他用了“以農村包圍城市”這種比喻，但並未權衡其是否切實可行。這並非類似希特勒為了征服其他國家而繪製的藍圖。他們倡導所有人民革命要依靠自己，這意味著中國能指明道路並提供援助，但它自己並不想透過擴張來完成世界革命。（這使我們想起古代納貢關係的理論：中國是其他國家應該學習的榜樣，但要靠他們自己的主動性。）

這種規定要由各國人民自己去進行世界革命的辦法，是在北京的外交關係受到挫折的時候提出來的。1965　年2　月，美國開始連續轟炸北越；這種在中國大門口的侵略行動附有不從陸地侵犯北越的保證；於是北京遭到無法可想的屈辱，沒有力量去保護一個毗鄰的盟邦。1965　年6　月，想要組織一次把蘇聯排除在外的亞非會議的企圖失敗了。10　月，在印尼的一場政變流產後，親華的印尼共產黨遭到屠殺。在國外的這些的和其他的失敗使中國又轉向內部。

官僚主義流弊的滋長

在60　年代後期國內鬥爭的背後，隱伏著深刻的緊張關係。第一是中國的貧窮與其新近積極參加政治活動的公民的想望之間的差距。為了摧毀舊秩序，中共曾經掀起了旋風，現在必須由他們自己來乘風破浪了。國民黨政權的力量小，只限於表面，並未在中國幾百萬個村莊裡積極活動，而中共的權威卻像稻根一樣深深地紮在稻田裡了。在舊的自由市場經濟體系下，物資短缺不能歸誰負責。但如今物資的短缺則反映了計劃不當。中共挑起了這副令人驚愕的重擔之後，已經建立了龐大的行政結構。地方上的黨委書記和各集體單位的行政人員一經設立，就越來越忙於公文報表，不大關心普通的勞動，變得更像一個上層階級，成為一批類似過去士紳的地方新貴。追求名利的人和拉親屬關係的人重新出現了，他們利用“走後門”來拉攏關係和謀取特權，想方設法使子女進入較好的學校和增加自己的私有財產。工分制也被內部的人弄糟了，獎金或額外津貼只發給某些人而不發給別人，農村的勞動制度中正在偷偷地採用計件工。正像工廠裡的無產階級要求享受特權那樣，農民要求有更多的自留地，要求有自由市場和包產到戶——又回到一家一戶務農的體制。農村的革命精神正在煙消雲散。

在仍然有一半文盲的人民中間，他們的祖先曾有刃的年之久生活在一個掌握特殊技能、享有教育特權和特殊地位的統治階級之下，政府仍然是由一批精選人物來經管的。普通農民得到“解放”成為公民後，並沒有減輕反而加劇了對於精選地位的競爭。過去帝制時代不過只有百萬左右有功名計程車紳，現在則有上億名群眾組織的深諳政治的積極分子，還有好幾百萬有才幹的年青人急於想出人頭地，要上好的學校，找好的職業並謀取一官半職。

中共的難題是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的問題，這就是許願很快，實現起來要慢得多。這新的黨、政、軍三位一體的權力結構是個精選班子形成的組織，非常講究地位和保密安全，是從上到下控制得很緊的。一旦各級人員配備齊全，居上層地位的人就變得越來越謹小慎微，越來越缺少革命精神，而下層人員則感到動輒得咎，毫無用武之地。

革命家把舊官趕下臺，不過是承襲了舊政權的弊害，這個規律被幹部與中國公眾間的鴻溝證實了。在這新的幹部統治階級內部有許多等級，首先有公社或生產隊裡的“地方幹部”與那些從黨、政或群眾組織領取工資的“國家幹部”之分。在帝制時代的官階有18　品，現今人民共和國的城市地區工資級別有24　級，農村地區有26　級。最高階的工資約為最低階的九倍。由於這些工資級別帶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