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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反霸”（即反蘇）條款，並且認真地告誡美國，要準備同蘇聯進行一場“不可避免的”戰爭。

在我們今後的關係中，我們將面臨一種繼續發生千變萬化的中美文化鬥爭和協調，這就足以保證我們繼續對中國抱有強烈的興趣。我們必須期望這兩大民族長期共存，雖然彼此有不同的價值標準，一方是強調公民自由權，另一方是強調自我犧牲，一方是譴責警察國家，另一方是譴責個人主義。唐納德？　芒羅斷言說，“在毛派的思想中，不論是在僅涉及私人的信仰方面，或者是在決定個性的固有的惟一內在力量方面，都不許自我觀念的容身之地。”中國確實與我們不同。

然而，我們已經到了一個有可能互相尊重的新起點。越南戰爭後的美國可能不再那麼目空一切，自以為是了。毛以後的中國可能在意識形態上不那麼咄咄逼人了。正如米歇爾？　奧克森伯格所指出的，我們“對中國民族主義作出的反應是無效的，因為我們自以為中國的民族主義同我們的相類似”，而實際上中國在國家和社會的結構方面不同於我們，它肯定有較強的等級觀念，但也更深地重視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更注重行為上的道德自覺性。

總之，我們的美國方式並不是惟一的生活方式，甚至也不是大多數男男女女的未來生活方式。我們求助於立法、合同、法權和訴訟，但這種方法的效果是有限的。中國提供了別的出路。時間可能對中國有利，因為我們一向習慣的爆炸式的生產發展不可能永遠繼續下去；崇尚個人主義的美國人可能比中國人更需要進行調整，以適應未來的生活。在這新的旅遊時代，每年訪問中國的成千上萬美國人正在開始體會到，在以新的方式關心自然環境中的人（生態學）和社會中的人（社會集體生活）的過程中，舊日中國作為其他民族文化榜樣的中心職能又在恢復了。

然而，究竟是進行技術革命還是進行社會革命這種不能貿然決定的困難處境是不會消除的。周恩來提出的在農業、工業、科技和國防方面實行現代化的計劃必然會繼續推行，以建立一個現代化的國家。然而，教育和公共衛生事業也必須以世界上前所未有的龐大規模加以發展，來造福於人民。在大量的外國技術引進之後，城市裡的技術專家是否會脫離農村的廣大群眾呢？我們同中國的關係需要我們這方面有越來越多的理解，而不是可以少理解一些。1979　年的美國政策——與北京實現正常化，同時與臺灣人員保持特殊關係——遠遠未能使我們脫離中國政治，反而又把我國拉回到中國的外圍。我們必須熟悉中國人的生活，才能體會到這一切是多麼複雜。

後記　新中國的時期

新時期的中國

1983　年是中國革命的轉折點。新一代領導人在鄧小平的支援下鞏固了政治地位，在周恩來提出的“實現四個現代化”口號指引下，繼續在外國幫助下發展經濟。同時，他們面對中國城市上層和美國人中瀰漫的毛後時代的幻滅情緒。隨著每年成千上萬中國人抵達美國和10　萬美國人來華，美中日益密切的接觸暴露了新的問題。年輕人不瞭解革命曾經剷除的罪惡，對每日熙熙攘攘的人群，官僚主義和缺乏私生活感到壓抑。獻身革命遠不如自我物質享樂富有吸引力。

中國共產黨專制合法性的重新確定。新一任領導人首先面對的是政治問題——如何重新確立中國共產黨統治這個國家的合法地位。1957　年後的20　年毛時代的領導層派別分化，最終尖銳的宗派主義幾近使政府癱瘓。先是1957　年反右運動，許多受到西方訓練的有才之士被從政府機構清洗出去。1958　年大躍進在經濟上是一場大災難，導致了三年歉收時期的營養不良和飢謹，人口總數減少了數百萬，死亡人數比正常年份多。1965　年後的文化大革命毛取代了黨，黨失去了作用。毛的長征、延安時期的許多親密戰友被控告、騷擾、羞辱和監禁。知識分子——教師、作家、藝術家和各領域在西方受到訓練的的被辱稱為反面人物——“臭老九”。儘管對受害者人數估計不一，但大規模地對知識精英的批鬥會、強迫坦白、恐怖行為、暴力和監禁是毫無疑問的，波及人數成千上萬。“階級鬥爭”混雜著城市派別的武鬥，局面更糟了，最終還是軍隊平復了。大學關閉了五年，隨之也形同虛設。與此同時政府不限制人口增長，對外往來減少至僅滿足經濟發展垂需的程度。

這場災難波及面之廣及駭人聽聞的程度只是在1976　年毛去世後才為海外所知。而對於中國的精英來說，它卻是導致混亂、失落、挫折和羞辱的曠日持久的大災難。外界怎麼會了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