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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毀壞他們的權力。

為防止革命意志衰退，中共使官員們廉潔的方法比舊中國所實施的方法厲害得多。然而等級觀念始終存在，身居官職仍然意味著享有特權。請看掌權者失權後的情形吧，從鄧小平（他愛玩橋牌！）到江青和她的絲綢被單，都曾被追溯既往，指控為道德敗壞，沉溺於享受特權，而這些事情之所以特別易於發生，是因為當大一官的總有高階轎車、招待所、勤雜人員、專機、專門的副食商店以及專為高幹子弟開設的學校可供使用。幹部階層不可避免地會像舊官僚那樣使它本身永久存在下去。

在共產主義統治下，正如在孔孟之道的帝制下一樣，營私舞弊的誘惑力是始終存在的；因為在中國這樣人口眾多的社會里，要想飛黃騰達，就必須比我們更加註意人際關係。例如，要是村裡一個孩子能設法從普遍存在的民兵組織轉到部隊服務，這就是他見世面的最好機會，往上爬的最快渠道。他很可能在參軍回來時已經受了教育，成了黨員，成為維克托？　尼所說的“遍佈各地的解放軍復員軍人老兵”中的一員，成為當地的優秀人物之一，幾乎有點像一個新計程車紳。在這樣的一批新秀中，嚴於律己和自我犧牲的精神是很脆弱的，特別是因為農村中的親族關係仍然是社會組織的惟一基礎，並且新的集體化措施（如威廉？　帕裡什所說的）“給予農民以一種新的集體團結感”，因此他們可以“不支援政府的所有目標”。總之，“營私舞弊”從來不是一項簡單的事，它可能被地方觀念強的人視為無傷大雅而有損於國家的利益。

即使在人民和官員中間有良好的社會動機和政治動機，中國也還面臨著嚴重的經濟問題。在農業上，按人口平均計算的糧食供應仍舊缺乏充分的保證。人口比糧食單產量更易於增長。中國的農業現在面臨著投資多而增益日少的問題。大力增加新的耕地，利用新發現的石油去開動農業機器和運輸工具，增加水澆地和化肥來促進糧食產量，這些措施對於解決中國的食品供應問題來說，都是各種不同的然而範圍有限的行動開端。人口眾多的壓力仍然是中國最難忍受的一部分遺產。每年總有一些地方要鬧歉收。糧食必須繼續從國外進口。美國減少能源的利用，比中國減少糧食進口容易得多。在過去25　年的工業方面，由於中央實行統一計劃和控制國營企業利潤以用於重新投資，中國的工業品產量每年增加10　％　，大約每七年增加一倍。為此，在19　印年以前，由於西方的禁運，生產資料最初從社會主義集團進口（在1952　到1973　年之間，進口的機器值65　億美元）。事實上，從1949　到1973　年，機器製造業每年增長20　％　，鋼鐵的產量同這一樣，1965　年以後的石油產量也是如此。中國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機床生產者。到了70　年代中期，中國的工業產量可與1960年的日本相比。但是，正如尼古拉斯？　拉迪所指出的，工業投資率所以能如此之高，是因為生產率的提高超過工資。在25　年間，工資只增加了30　％到40　％。革命熱情的衰退需要增加工資和更多的物質刺激，以免工人動盪不安，甚至發生罷工。

在外貿方面，毛派的自力更生政策已有所修改，問題是怎樣大量進口外國技術而不致出現外貿逆差。1978　年締結了中日和平友好條約之後，又與日本簽訂了為期八年的貿易協議，這是一種試圖補救的辦法。所提出的其他一些引人注目的補救辦法是派遣幾千名留學生去國外，主要是接受科學訓練，還有借貸大量外債。然而，儘管有這些以及其他許多問題，人民共和國的經濟經歷還是有了了不起的成就的。例如，中國的經濟就比印度的經濟出色得多。從1952　到1976　年，中國經濟的增長平均每年6　％或7　％　，按人口平均計算是印度增長率的二倍或三倍，儘管印度還接受了130　億美元的外援和貸款，而中國接受的蘇聯貸款不足10　億美元，同時還拿出大約70　億美元去援助其他國家。

中國的對外政策是試圖領導“第三世界”的發展中國家，反對兩個“超級大國”（美國和蘇聯）的所謂控制或“霸權主義”。作為對非洲進行援助的一個榜樣，中國在1975　年建成了坦贊鐵路。同時中國的人造衛星在繞著地球執行，它的核試驗在緩慢地繼續進行著，一支強大的沿海防禦海軍已經形成——一個強大的國家正在興起。然而它的外交政策仍然企圖把革命統一戰線策略用於世界範圍，把蘇聯看成“主要矛盾”，從而把美國當作次要的敵人而與之和解。這個政策的目標並不代表長期的國家利益，而只是在策略上利用外國，例如要求日本在簽約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