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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關稅。“美國工廠生產的產品，超過美國人民的需求；美國土地種出的糧食，超過美國人民的消耗量，”參議員貝弗裡奇在一八九七年告誡說，他提出瞭解決辦法：“命運為我們制定了政策；世界貿易將屬於我們。”

銀行家和實業家已經開始從事海外經濟擴張。在約翰·皮爾龐特·摩根和安德魯·卡內基的領導下，美中開發公司於一八九五年成立，提供那個幅員遼闊的國家迅速實現工業化所需的資金和管理，修築鐵路，挖掘煤井，興辦鋼廠。這是執行一項虛幻的經濟使命的開始，這個使命在半個世紀的美國遠東外交政策中佔了主導地位，它很少考慮劍歐洲列強和俄國在遠東的既得利益，這些國家已在中國投資開發礦山興修鐵路，以便把中國變成一塊塊獨佔的經濟殖民地。中國的行政制度已經發生了混亂，在這個國家投資就會面臨一些幾乎無法克服的問題，美國的使命似乎也很少考慮這一點。究竟如何把處於飢餓邊緣的四億中國農民變成美國製造品的豐衣足食的消費者，這一點在美中開發公司的計劃書中也考慮得不多。

美國政府和工商界都沒有注意這個疏忽，它們正面臨一場明顯的經濟危機，美國銀行家協會在一八九八年總結了這場危機的規模：“我們的生產能力遠遠超過我們的消費能力。國內市場再也不能使高爐繼續出鐵，使織布機繼續織布。那些資本可以增值，勞動可以僱傭，企業必須在世界市場上競爭，以便銷售我們的剩餘產品。”第二年，布魯克斯·亞當斯在他的有影響的分析著作《美國的經濟優勢》中提醒他們說，這個最重要的市場就是中國。“東亞是所有富有生氣的國家抓住不放的俘獲物，”他寫道，指出英帝國已經“筋疲力盡”了，在一場在他看來將是俄國和美國爭奪亞洲大陸的資源的攤牌中，美國必須繼承英國的角色，充當敞開中國貿易門戶的保證人。

隨著與歐洲列強的競爭愈演愈烈，英國政府確實感覺到它在遠東的責任是沉重的負擔。同年，德國海軍開始挑戰。由於英國正在南非同荷蘭人後裔布林人交戰，阿瑟·鮑爾弗首相的保守黨內閣在一八九九年確認英國“還沒有準備好去承擔統治三分之一的中國的責任”。由於美國對於它同這些揚子江流域省份保持自由貿易關係也很感興趣，於是英美在倫敦和華盛頓舉行了秘密會談，討論如何使有著“特殊關係”的英美兩國在遠東結成更正式的聯盟。然而，即使親英的美國國務卿海約翰也意識到：鑑於美國政策的現實，任何超越公開承認的“友好諒解”的事情都將是“一場空夢”。

海約翰國務卿於是提出一項外交倡議，透過這頂倡議，他希望美國能夠說服世界上競爭的列強同意不分“勢力範圍”繼續奉行在中國進行自由貿易和投資的門戶開放原則。一八九九年春華盛頓發出照會，要求承認在中國自由經商的權利。反對擴張的民主黨人立即指責這個政策是“理想主義的帝國主義政策”，是美國為了建立與其說是政治霸權倒不如說是經濟霸權而故意披上的一層偽裝。但是，正如倫敦的《泰晤士報》一語道破的那樣，反對意見銷聲匿跡了，因為“即使反對帝國主義的人也歡迎不是征服領土而是發展商業的帝國政策”。這正是俄國人所擔憂的。第一次“開放門戶”的照會在聖彼得堡受到冷遇，因為它被人為是英美破壞滿洲鐵路計劃的卑鄙陰謀的一部分，沙皇希望依靠這個計劃來控制這個礦產豐富的省份。英國政府對美國的倡議所表示的熱烈歡迎，證實了俄國的這個看法。約瑟大·張伯倫稱海約翰的計劃是“最崇高的事業”，並且提議現在應該讓星條旗和米字旗在盎格魯撒克遜聯盟上空一起飄揚。

儘管這個英美統治下的和平將仍然是非正式的，不會得到承認的，但在海約翰開展外交攻勢的時候，這個和平的默默的存在卻幫了他的大忙。美國大使費了一番口舌，總算使法國和德國作出了多少是有利的反應，然後美國可以把它們的反應誇大，以便脅迫俄國人就範。一九○○年三月，海約翰成功地發動外交攻勢，第二次發出照會說，所有的大國現在都承認建議提出的原則以及中國的領土完整是“確定的不可更改的”。沒有人揭穿這個照會的虛張聲勢。美國接著發出第三次照會，確定了門戶開放主義，沒有哪個國家提出異議，因為它是在一九○○年七月發出的，在此之前爆發的義和團起義威脅著在華的所有外國利益。

當時的形勢和美國耍弄的外交手腕使美國能夠確立重要的國際政策原則，美國擴張主義者相信，只要能夠堅持門戶開放，這個原則就能確保美國在中國市場上的經濟優勢。布魯克斯·亞當斯高度讚許海約翰國務卿卓有成效地“使門羅主義工業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