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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需要將其空軍和陸軍派注歐洲、非洲或者同時派往這兩個洲，並參加地面攻勢，”海軍上將哈羅德·斯塔克得出結論說。納粹控制了從挪成到西班牙的兩大西洋地區，加上軸心國勢力從地中海向非洲沿海擴張的威脅，這些現實使總統所作的沒有戰爭的所有保證成為戰略上的無稽之談。

如果要最終打敗納粹德國，美國就必須準備參加“彩虹5　號”戰略規定的戰鬥，這就需要在大西洋上集中力量，而在遠東盡最小的義務。斯塔克的親英立場深受海軍作戰部副部長羅伯特·戈姆利海軍上將的報告的影響。戈姆利當時作為一個半常駐觀察家駐在倫敦。在皇家空軍擊敗了德國空軍以後到達的美國軍事代表團得出結論說，英國現在能生存下來繼續進行抗擊德國的鬥爭——只要美國提供丘吉爾所要求的大力支援。與此同時，英國三軍參謀長會議強調，他們沒有幫助去抵抗日本的進攻，是因為他們從地中海或大西洋抽調不出戰艦派往新加坡。他們告訴美國代表團：“美國戰鬥艦隊的支援顯然將改變遠東的戰略形勢。”但是斯塔克集中力量進行大西洋戰爭的計劃，意味著美國海軍在太平洋上的義務必然是有限的。

“D　計劃”——海軍作戰部長在他的備忘錄中對這個計劃的稱呼——很快就得到陸軍的同意，作為“彩虹”戰略的合乎邏輯的基礎。儘管喬治·馬歇爾將軍起初因擔心美國在制訂戰略時可能過分強調英國的需要而感到不安，但是到一九四○年聖誕節，他已同意參謀長聯席會議把這個計劃當作將來發展的基礎。馬歇爾正面臨一個艱鉅的任務：要將不列二十萬人的和平時期的衰弱的軍隊變成一支不得不到海外作戰的一百五十萬人的軍隊——這個任務因最近實行的選徵兵役法的期限只有一年而變得複雜化了。

總統支援“D　計劃”所承擔的“歐洲第一”的義務，並批准與英國進行三軍參謀長級會談以為迅速實施這個義務作好準備工作。他深信德國構成的威脅比日本構成的威脅大很多，部分原因是他擔心德國物理學家正在研製原子彈。產生這些憂慮是由於希特勒說第三帝國的科學家正在研製一種新式武器。愛因斯坦三月寫的第二封信提供了令人不安的證據。當巴黎失陷，著名的法國核物理實驗室被德軍佔領，該實驗室主任皮埃爾·約里奧·居里也被德軍俘虜時，人們更加憂心忡忡。來自英國的報告以及羅斯福自己的絕密的“原子能顧問委員會”，都證實了製造一種裂變武器是切實可行的。一九四○年六月，這個絕密的專家小組被併入總統新近設立的“國家防務研究委員會”，這個委員會由科學家萬尼瓦爾·布什領導。委員會現在可以得到建立第一個原子反應堆的實驗專案所需的數百萬美元的資金。美國特工人員秘密出動，在世界各地購買鈾礦石。幸好這些鈾礦石在比利時遭受法西斯蹂躪之前已被比利時國家礦務局運送到美國。

德國人可能正在研製有巨大殺傷力的武器，這種可能性是總統及其軍事顧問在他們的長遠打算中不得不考慮的一個威脅因素。而到一九四○年年底，他們當前的緊要問題是丘吉爾發出的警告，英國財庫已“空空如也”，連軍火都買不起，仗打不下去了。

為應付這場危機，羅斯福想出了“租借”的主意，即向英國人借出他們所需要的一切武器和供應品而無須支付現金，以“擺脫那愚蠢的、可笑的美元標記”，美國必須成為“民主國家的兵工廠”，他在一九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舉行的“爐邊談話”中告誡這個國家；這個政策不過是一個鄰居的謹慎行動——在他隔壁房子上的火還未燒到他自家之前，他借出花園的水管子將火撲滅。孤立主義者不同意這個過分簡單的見解，連續兩個月強烈反對總統的租借法案。如果那些政治家知道總統打算使美國捲進歐洲戰爭到何等程度，租借法案可能根本就不會被國會透過。

一九四一年，國會山就租借問題展開的辯論從二月進行列三月。在這期間，表面看來是“英國採購委員會”部分成員的英國和加拿大高階代表團的軍事官員，穿著便服，經常來往於華盛頓石溪公園上面的華麗的沃德曼公園飯店和鄰近的憲法大道上的海軍部和陸軍部大樓之間。總統簽署租惜法使之具有法律效力之後十六天，美國、英國和加拿大參謀級會談於一九四一年三月二十七日結束。代表們都同意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的戰略宣言：“既然德國是軸心國的主要成員，那麼大西洋和歐洲戰爭就應被看作是決定性的戰區。”“不願捲入任何對日戰爭”的決定將具有深遠的影響。與會代表作出了這個決定，儘管英國代表認為美國應派遣一艘航空母艦和四艘重型巡洋艦加強新加坡基地，因為英國承認它守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