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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爾·赫爾正遵照總統的具體指示延長外交活動。野村大使想抓救命稻草，作出比東京所能兌現的還要多得多的讓步，同時卻對美國的靈活性作出過分樂觀的報告，這使談判發生了混亂。國務院早就認為日本人口是心非，日本人的種種模稜兩可的欺人之談加深了國務院的這種看法。“魔術”小組的情報披露，南下印度支那的日軍的規模越來越大。與此同時，在不懂外交語言細微差別的陸、海軍密碼破譯員的極大壓力下，東京給野村的具體指示都在事先翻譯出來了。這些直截了當的指示常常充分而並不剋制地陳述了日本的談判立場。

近衛擔心他的首相地位岌岌可危，這種擔心確定了微妙的外交往來的步伐。九月十八日的謀殺有力地提醒他時間已經不多了。一個星期以後，為了能同總統舉行會晤，他作出了最後的努力，答應實際上放棄三國同盟條約，使印度支那中立化，並且——盡他一切可能——同意削減日本在中國的軍隊。華盛頓仍持強硬態度，要在最高階會晤之前，必須取得“一致意見”。這使格魯大使發出了警告：近衛內閣的日子屈指可數，它的倒臺“可能導致無法約束的行動”。

一年多以來，日本外交政策是由所謂的聯絡會議制訂的，會上，帝國統帥部左右著內閣的決定。由於軍方領導人很快就對外交官們失去了耐心，作出交戰的決定就只是時間問題了。九月二十五日，陸軍大臣東條將軍採取了這個不可改變的決定的第一個步驟，他拒絕考慮為使最高階會議開成而採取措施，即使是從中國大陸象徵性地撤軍。他要“奏請天皇舉行御前會議並決定交戰”。近衛反覆設法勸說這位將軍接受象徵性的讓步，結果只得到這樣的回答：“外交併不總是讓步；有時它是進逼。”近衛透過沃爾什主教向羅斯福發出最後的絕望的請求時，離十月十五同最後期限還不到二十四小時。他沒有立即得到回答。

一九四一年十月十六日，當野村大使電告，他提出的舉行最高階會晤的請求再次被置之不理時，近衛只好辭職。天皇的重臣們經過激烈辯論，推薦陸軍大臣東條將軍接替近衛親王。他是得到軍方完全信任和支援的唯一內閣成員。裕仁第二次破壞憲制傳統，在任命東條時指示他“仍要紙上談兵”，要作最後努力謀求外交解決。這是向美國作出和解姿態的最後一個主動表示，但沒有得到理睬，儘管格魯大使警告，不要“忽視日本是有能力，也有準備發動自殺性戰爭的”。國務院斷定，強硬派軍國主義分子已在東京掌權，新政府的廣播誓言——“全國一致完成壯舉”——證實了這個判斷。同一天，美國太平洋各基地收到了事實上的戰爭警報：“確切情報表明，日本可能進攻俄國或英國和荷蘭在東印度群島的殖民地。”

出於順從天皇的意願，而不是出於本人的信念，日本斬首相指示外相為謀求談判作最後嘗試。他馬上遭到海軍的攻擊，石油儲備的迅速消耗使海軍感到驚恐。海相警告：“形勢危急！我們必須作出決定。”

日本的不耐煩遇到了美國的拖延。十月二十一日，陸軍部長向總統保證，在菲律賓的美國轟炸機“有可能成為一支強大的力量”，並且提出：“這支即使不完善的威懾力量，如果不會馬上被日本人驚動的話，就有可能阻止日軍南下並確保新加坡的安全。”溫斯頓·丘吉爾也相信英美這根“大棒”現在大得足以嚇唬東京的好戰分子。“你們和我們的態度越堅決，”十一月二日他致電羅斯福說，“他們發動戰爭的可能性就越小。”

無論總統還是他的軍事首腦們，都不想在美國處於緊要關頭時作出匆忙的答覆，從而促使日本發動戰爭。十月，美國海軍在大西洋處於“不宣而戰”中。德國潛艇襲擊“奇爾尼號”驅逐艦，擊沉“魯本·詹姆斯號”驅逐艦，許多美國人喪生。十月九日，羅斯福要求國會廢除中立法，允許武裝美國商船。陸、海軍首腦再次警告：德國是“最危險的敵人”，必須避免在太平洋燃起戰火——至少在一九四二年春季之前應如此，因為陸軍部報告：“在菲律賓的美國空軍和潛艇力量對日本在福摩薩以南的活動肯定是個威脅。”總統和國務卿決心尋求一個“能給我們贏得更多時間”的方案。

這個時間很快就要過去了。十一月三日，天皇和帝國統帥部最後批准山本海軍大將制訂的襲擊珍珠港的計劃，聯合艦隊啟航作最後的戰鬥演習。日本海軍所有的密碼都改變了，美國海軍情報機關預料這肯定是戰爭迫在眉睫的跡象。

後來，十一月五日，“魔術”破譯了東京外務省對野村大使的指示：作出“最後努力”進行談判，如果失敗，太平洋的局勢將處於“動盪的邊緣”。給他的最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