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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馬利將軍歷時十天之久的坦克和炮兵的進攻最後突破了隆美爾的防線，迫使“非洲軍團”潰退，挽救了中東。五天以後，“火炬計劃”的登陸行動使美國軍隊在摩洛哥介入了歐洲戰爭，為在北非最終打敗軸心國開闢了道路。十一月十三日英國第八軍的坦克收復了託布魯克，一個星期後，斯大林格勒血戰達到最高潮，當時穿過廢墟瓦礫突進到離伏爾加河僅一個街區的德軍正被日益猛烈的紅軍反擊趕了回去。

“在過去的兩週內捷報頻傳，這場戰爭的轉折點看來終於到來了，”十一月十七日羅斯福總統在紐約的一次演說中這樣宣佈。

“現在我們沒有時間幹別的，只有為爭取勝利而戰鬥，”他謹慎地提醒美國人，同倫敦的溫斯頓·丘吉爾的謹慎的樂觀完全一致，丘吉爾善辯地說：“現在，不是結束，甚至不是結束的開始，也許只是開始的結束。”

對於新幾內亞的日本人來說，結束的開始緊接著索羅門群島戰役的勝利也到來了，十一月十七日，美國和澳大利亞軍隊從米爾恩灣沿巴布亞北海岸向布納和戈納的日軍基地發起進攻。

麥克阿瑟計劃這次進攻，是為了增援在科科達山道上作懲罰性進軍的澳大利亞部隊，他們正沿這條山道，浴血奮戰把日軍一英里一英里地往後趕。自從九月的最後一個星期以來，頑強的掘井將軍就一直在奮力抗擊，為延遲後撤付出了高昂的代價。他的南海分遣隊已經越來越疲憊，但他還是組織了一系列堅決的抵抗，並得到了來自布納的生力軍的支援。十月二十一日，他們在約拉狹道上方的制高點上用臨時湊集起來的木頭和泥土壘起地堡，建立一個據點。整整一個星期，日軍頂住了澳大利亞第十六步兵團的進攻，後者的大炮是卸成零件後由騾子隊和本地腳伕從莫爾斯比港拖著翻山越嶺運上科科達山道的。

“該死的山道”所受到的唾罵和詛咒比敵人還要多。“溼漉漉”——這是澳大利亞步兵對雨季形象的稱呼，現在雨下個不停，使得蒸籠似的山坡更加象個地獄。五分鐘之內下一英寸滂沱大雨並不鮮見，傾刻之間使蜿蜒的隘路變成深可沒膝的黑泥淖。士兵的軍靴一個星期就爛成了破片；潮溼使瘧疾的痛苦更加不堪忍受；在裸露的手臂和腿部上長滿了疼痛難熬的叢林瘡；成群蚊蚋日夜叮咬。食品總是短缺，因為第五航空隊每天空投的給養——以澳大利亞土話說“餅乾箱掉下來了”——掉得到處都是，要到叢林中去找，日本的敢死隊和掉隊的傷兵就躲在那裡狙擊。

“昆蟲的生活，從蠍子到蝴蝶，給人印象很深，”澳大利亞隨軍記者喬治·約翰遜生動地記述了他稱之為世界上最艱苦的戰鬥的嚴酷情景：

這只是暫時的，最後你對所有的植物和動物甚至日本人都逐漸失去了興趣。你的思維程式只讓你意識到一件事——“山道”，也就是常常叫的“該死的山道”。

你聽到你的腿在嘎吱嘎吱地響，眼睛看著地面，心裡想的是下一段泥路。你奇怪群山是否有個盡頭。在一個幾乎壁立的山坡上，用泥土砌成二千多級臺階，用小樹加固，但是中間的土早已變成了黑泥漿，每一級都有二英尺高。

爬三級滑一跤，沒有歇息的地方。往上爬是對意志和神經的極大考驗。士兵們嘲弄地稱它為“金梯”！

翻上山道，生活就全變了，生活水準下降，甚至低於原始生活程度。思想陰鬱了，情緒中常有可怖、幾乎令人毛骨悚然的成份。當人們達到靈魂和肉體極度痛苦的時候，似乎就願意有病痛、傷殘乃至死亡來臨。在埃福基附近一段泥濘的、散發出腐屍惡臭的山道上，有一具日本人撤退時棄下的敵人屍體躺在一付粗糙的擔架上。身上已經沒有肉了，白骨爪子從破軍裝的袖口向外伸著，橫在山道上。每個拖著沉重的步子走上這個通向隘口的山坡的澳大利亞士兵，都握一下這個嚇人的骨頭手，熱烈地搖著說：“你運氣好，夥計！”然後又艱難地向前走去。

十一月二十八日，日本人從科科達的前沿陣地上被擊潰，使澳大利亞人得以向前推進並且佔領了這兒的飛機場。掘井的疲憊不堪的部隊企圖在庫默西河上游丘陵地帶一個名叫奧維的地方作最後的抵抗。

麥克阿瑟將軍於九月八日把他的前沿司令部遷到莫爾斯比港，他對推進速度之慢越來越不耐煩，指責“山道上的進展不能令人滿意，部隊的戰術運用不當。”首當其衝挨這番指責的是布萊梅將軍。這位澳大利亞陸軍司令所作的反應是任命喬治·瓦齊少將去指揮這次行動；以其咒罵而著稱的這個諢名為“該死的喬治”，乘飛機趕來負責率澳大利亞第七師加快向布納挺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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