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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代替“協約國”。聯合國宣告重申了大西洋憲章規定的四大自由，第二天，二十六個國家的代表莊嚴地在這項宣告上籤了字，其中包括蘇聯大使馬克西姆·李維諾夫，他經過說服方才同意“宗教自由”也意味著有不信教的自由。“宣告本身並不能贏得戰鬥的勝利，”丘吉爾說。礙於莫斯科的情面，宣告沒有提到日本，“但它闡明瞭我們是誰和我們為什麼而戰鬥。”

“聯合國”——這是宣告中悅耳的稱呼——現在理應使用共同的武器來“保衛生命，自由、獨立和宗教自由”，但是，英國和美國的參謀長們在如何進行戰爭和應在哪裡集中有限兵力的問題上發生了深刻的分歧。同盟國中的這兩個老夥伴也不允許澳大利亞人，荷蘭人和中國人參加他們的討論會，在這些討論會上，英國人象“賜人的小公牛一樣地攻擊”馬歇爾將軍提出的任命盟軍最高司令的計劃。霍普金斯為達成協議開闢了道路，他把丘吉爾拉到一邊，向他保證將由一位英國將領指揮遠東戰區。馬歇爾將軍已經贏得了海軍上將金的支援，十二月二十八日，他在丘吉爾的臥室裡同這位首相發生的一場對抗中，確保了這個組織安排上的勝利。坦克手能不能開軍艦，在這個問題上進行了一場激烈的交鋒後，丘佔爾笑容滿面地從浴室走出來，贊成由英國將軍阿奇博爾德·韋維爾領導美國一英國一荷蘭一澳大利亞四同最高司令部。

為了建立丘吉爾所期望的同盟國聯合軍事陣線，已經作出了初步的努力，但要消除惶惶不安的澳大利亞政府的擔心，還要費一些周折。澳大利亞政府本來憂擔心它的北部港口城市會遭到轟炸。堪培拉致電丘吉爾首相，擔心新加坡將會陷落，首相回電說：“我們決心奮力保衛的”不僅是這座海上堡壘，而且是“從仰光到達爾文港的整條戰線”。丘吉爾告訴約翰·柯廷總理，前往埃及的護航運兵船隊已改變航向駛往遠東；由於澳大利亞四個最精說的師有三個在北非作戰，第四個在馬來亞戰鬥，他的內閣理所當然地擔心菲律賓和新加坡失守後澳大利亞就會面臨入侵的威脅。澳大利亞軍事領導人沒有應邀參加阿卡迪亞會議，柯廷感到不安，他還擔心英國不會履行義務，因此在十二月二十七日墨爾本《先驅報》上發表文章，公開表示他的憂慮。他在這篇文章中不僅駁斥了“太平洋戰爭只能看作是全面戰爭的一個從屬部分的說法，”而且提出了使丘吉爾大為惱火的建議：澳大利亞將不得不請求俄國提供援助，並同美國一起制訂它自已的太平洋防務政策。

因此，英國首相希望韋維爾將軍指揮遠東戰區是有強烈的政治動機的。但是他的軍事顧問們意識到，保衛這麼大的一個防禦區的任務是無法完成的，因而認為美國人恐怕故意要他當替罪羊。迪爾爭辯說，讓他們的一個將領承擔“即將到來的災難”的責任是非常危險的。韋維爾本人對自己被任命的消良並沒有表現出更大的熱情。由於丘吉爾首相的急躁，韋維爾已經卸掉他在中東司令部的職務；現在他致電迪爾：“我知道人是要抱孩子的，可這是個四胞胎！”

韋維爾將軍是一位不好激動的軍人，喜歡冷靜地思考問題。對他來說，美英荷澳聯軍司令部以四個盟國分散的兵力守衛兩千英里的抗日防線，任務已經夠艱鉅了，再要防守緬甸，實在太複雜了。另一個負擔是必須同蔣介石合作，蔣介石擔任中國、暹羅和印度支那的最高司令。兩位將軍在十二月二十三日的重慶會議上就戰略問題發生了衝突，英國人認為他們自己的軍隊只能保衛他們的帝國，拒絕了中國要求英國派遣八萬部隊到中緬邊界守衛緬滇公路的建議。羅斯福和馬歇爾將軍堅定地認為，當務之急是要使那條不可或缺的供應線保持暢通，以便使中國能夠在戰爭中堅持下來。蔣介石一再要求美國派遣軍隊，供給飛機，美國不能滿足這些要求，總統答應提供丘億美元貸款，並派約瑟夫·史迪威將軍擔任這位大元帥的參謀長，但他的名義上的頭銜是駐華美軍總司令。“這樣的安排，”羅斯福在致蔣介石的電報中保證，“將使閣下的影響能夠在制訂各戰區進行戰爭的總戰略時發揮出來。”

總統這樣迎合國民黨人，激怒了丘吉爾，他抗議“過高估計中國對全面戰爭所能作出的貢獻”。不過，首相終於不得不遷就羅斯福和歷史原則，因為在他看來，“中國對美國人的思想有著特殊的影響。”最近的一次民意測驗證實了這一點：在美國，十分之八的人認為中國是他們的天然民主盟友——恰好是把英國看作是他們的長期夥伴的人數的一倍！

腳踏車閃電戰

日本人已經在泰國邊境集結軍隊，威脅著緬甸和至關重要的緬滇公路，蔣介石要求對日本展開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