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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除了進攻以外沒有選擇餘地，即使沖繩島現在已使一百萬傷亡的嚴峻景象成為事實。馬歇爾認為“原子彈將是保護和準備勝利登陸的了不起的武器”的意見甚佔上風。和曼哈頓計劃有關的一些原子科學家已經開始對從他們的工作瓶塞中逃出的技術魔鬼的破壞產生懷疑。丹麥的偉大理論物理學家尼爾斯·伯爾曾經想警告丘吉爾；另外一名移民詹姆斯·弗蘭克，原子彈的“社會和政治影響”委員會主席，已經草擬了一份論證嚴謹的報告，也己於六月十一日送達陸軍部長。報告強調指出原子武器的無限破壞力以及國際控制的問題，報告告誡說“早日對日本使用原子彈是否適當日益可疑——倒不是從人道角度來考慮”，因為正如委員會所說的，它將“促進武器競賽，損害達成今後控制這種武器的國際協議。”

安排一次表演以顯示原子彈的可怕威力，以便嚇嚇日本人，會上討論了這一點，作為一種抉擇。這種意見被包括奧本海默博士在內的臨時委員會所否定，他們的報告說：“我們認為除了在軍事上直接使用原子武器，別無抉擇。我們提不出，足以結束戰爭的什麼技術上的示威。”他們向總統提出的成熟意見是，“只要做得到，馬上用原子彈來對付敵人。”

總統的顧問們要求使用原子彈的這個全體一致的意見，是總統在一九四五年六月十八日在白宮舉行的那個重要戰略會議上難以不顧的。“如果我理解得不錯的話，”杜魯門總結說，“參謀長聯席會議，衡量了形勢的各種前途並考慮了所有方案後，仍然一致認為，進攻九州是目前情況下最好的解決辦法。”史汀生贊助道，進攻是使得日本無條件投降的唯一辦法，除非，用他的話說，能夠“採取某種行動去影響他們。”只有李海海軍上將提出這個某種“行動”也許就是降低無條件投降這個要求。“為什麼不肯扔原子彈呢？”陸軍部副部長約翰·麥克洛伊問道，他說那個預計將招致驚人傷亡的進攻方案“純屬狂熱”。

由於尚未確定原子彈是否確實可用，杜魯門意識到無條件投降的政策現在已成為國會和全國人民的信念，因此默然地支援了進攻九州的計劃，希望陸軍和海軍的首領們找得到避免”在日本從一頭到另一頭”又被拖入另一個沖繩島的“某種辦法”。因而雖然並未曾有過關於使用原子武器的正式決定，由於總統決定了不去幹擾事態的進展，他已為投擲原了彈掃清了道路。“他是獨立自主的，”他後來說，達到跟臨時委員會同樣的結論，也就是說這個辦法使美國能夠實現他覺得確實必要的“驚人之舉”，以便“逼得天皇及其顧問們真正投降”。

如果說道義問題在總統、首相和陸軍部長的腦海裡只佔不重要的地位，他們現在“深思熟慮”的是投擲原子彈的勢頭至此已不可逆轉的話，那麼這個問題應該從這次戰爭的實際情況來考慮，在這次戰爭中，被公認為犯有前所未有的屠殺和兇暴之罪。面臨迅速結束戰鬥這個壓倒一切的願望，杜魯門就把他的決定立足於簡單的血淋淋的算術上，他算計著原子彈“所能挽救的美、日兩國的生命，將會超過它將殺死的。”

波茨坦會議上的“王牌”

他的算計中還有一個重要因素，這是陸軍部長史汀生提醒他的，陸軍部長稱為核武器在即將到來的同盟國最高會議上美國可以打出的“王牌”。杜魯門的外交顧問兼他在臨時委員會中的代表詹姆斯·貝爾納斯清楚地看到，擁有這樣一種有威力的武器，將大大抬高美國同俄國人討價還價時的實力。這時候即將上任的國務卿看到了，對於紅軍佔領大塊東歐土地，原子彈卻是一個籌碼。他對總統說，原子彈“會使我們在戰爭結束時專斷我們的條件。”蘇聯人已經不顧雅爾塔協議，迅速採取行動，以確保共產黨制度將在波蘭以及他們從納粹手中“解放”出來的其他國家建立。

丘吉爾看出了俄國領土野心的危險性。他於五月六日發電報要求舉行最高階緊急會議，以便“在我們致命地削弱軍隊或縮小佔領區以前，同俄國達成諒解，至少要搞清楚我們在俄國面前處何劣勢”。美國開始把軍隊撤到太平洋，讓筋疲力竭、在軍事上戰線過長的英國人面對在歐洲的堅如磐石的蘇聯時，斯大林只會更加強硬。

疾病纏身的哈里·霍普金斯飛到莫斯科去完成最後一次使命，去說服斯大林同意在七月再舉行一次三大國首腦會議。他報告說，俄國人仍然願意遵守他們在雅爾塔會議上有關波蘭選舉和聯合國的保證，並將在八月參加對日戰爭。斯大林還讚揚美國準備對戰後的中國恢復“門戶開放”政策，他答應幫助說服北方的共產黨人，在南方的國民黨政府領導之下與之統一。這使得美國國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