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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同意臨時協議的希望不大”。

丘吉爾在他自己的回憶錄中的說法竭力設法縮小他對影響這項決定可能起的作用。他在一九五○年寫道：“我知道這種想法具有的危險性，說是‘英國人設法把我們拖進了戰爭’。因此、我把這個問題交給它應該歸屬的地方，也就是交到總統手裡。”他還堅持：“我們直到目前還沒有聽說過這個‘十點照會’，這個照會不僅滿足了我們的願望和有關政府的願望，而且的確還超過了我們敢於要求的一切。”使人感興趣的還有，他聲稱英國政府必須依靠美國人送來的“魔術”小組截獲檔案，這些檔案“是向我們轉述的，但是必然要延誤時間——有的時候要遲兩三天——我們才能收到。所以我們並不是隨時都知道總統或赫爾先生知道的全部情況。我倒不是埋怨這件事。”

十一月二十六日早晨亨利·摩根索來到總統的臥室時，總統究竟知道多少情況則是一件大可猜測的事。羅斯福顯然剛剛收到了某些使他大為震驚的訊息，因為“他不曾動過他的咖啡。當科德爾·赫爾來到時，他面前放著腦鯡魚，正要開始吃魚。他同赫爾說著話，一西試著用餐，不過等到他講完了話，飯菜已經涼了，他並沒有吃。”羅斯福顯然答應過赫爾，他將會見中國大使和宋子文，“使他們冷靜下來”。

亨利·史汀生的日記表明，是他那天上午打的電話使總統感到極為驚愕。陸軍部長說到前一天的下午他怎樣在國防委員會的會議開完後回到他的辦公室，看到軍事情報局（G…2）負責人的一份檔案已經送到。他的日記裡記載著“有五個師從山東和山西來到上海，從上海登船——有三、四十艘或五十艘船——有人在臺灣以南看到這些船。我立即找到赫爾，告訴他這件事，並且把G…2　檔案的抄本送去給他和總統。”

總統據說是沒有收到他送的抄本。但是史汀生第二天早晨打電話問他“是否已經收到我頭一天晚上送去的檔案，是關於日本人從上海南下去印度支那開始新的遠征時，他怒不可遏——可以說是跳到半空中去了——他說，他沒有見到檔案，又說這件事改變了整個局面，因為這是日本人沒有誠意的證據，他們一面談判全面休戰——全面撤軍——一面卻又派這支遠征軍南下到印度支那。我對他說，這件事實是G…2　和海軍機密情報局送到我這裡的，我立即把昨夜送去的檔案又備了抄件，並且派遣專差給他送去。”

這種說法（把日本人言行不一的證據說得這麼具體）令人十分費解的是，這麼重要的檔案怎麼會沒有送到白宮呢。頭一天下午信使在去白宮途中出了什麼事？難道總統府的工作人員竟把應該屬於急件的信件弄丟了？如果這件檔案是象史汀生要我們相信的那樣，包含著這麼驚人的訊息，那他為什麼沒有立即同總統通電話呢？答案也許可以從赫爾對他那天下午打的電話的反應中找到。史汀生並沒有記載說國務卿“怒不可遏”——而赫爾的田納西州人的炮筒子脾氣是眾所周知的，而且他對日本人的不耐煩遠遠超過了羅斯福。相反，他對那天晚上發生事情的記載並未提到收到日本人言行不一的驚人訊息，這個訊息本來會使他對中國大使的請求更表同情。

把事情全部推翻

羅斯福在十一月二十六日上午曾經收到過某種驚人的情報，這是毫無疑問的。就有關臨時協議的政策而論，能促使赫爾“把事情全部推翻”，情況當然是糟透了——如果沒有總統的同意，他顯然決不會作出這個決定，不論他內心對丘吉爾看重蔣介石的抗議感到多麼刺痛。

現在可以頗有幾分把握地斷定，的確重要的並不是史汀生的報告。那份“失蹤”的檔案已經在最近解除保密規定的陸軍部長機密檔案中發現了。日期是十一月二十五比《致總統備忘錄》，題目是《日本船隊駛向印度支那》，談到有一支“十艘到三十艘船隻組成的船隊”結集在“上海以南的揚子江口附近”。船隊載有一支估計為五萬人的日本部隊。史汀生說得十分清楚：“軍事情報局有關的軍官們認為，除非我們收到其他的訊息，這種事多少要算是正常的調動，也就是說，是他們事先通知過維希政府的合理後續行動。”

報告一次“多少要算正常的調動”，又是已經從六週前“魔術”小組截獲給維希的電報中預料到的行動，不會是那種日本言行不一的大暴露，使得哪怕是道貌岸然的赫爾也跳了起來——當然更不必說很是深沉持重的富蘭克林·羅斯福了。史汀生的日記說得好象是炸彈般的東西，經過檢查證明只不過是一枚受了潮的炮竹而已。英國聯合情報委員會的綜合估計顯然已隨信件送到白宮，其中也沒有什麼驚人的透露。其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