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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可以坐下了。當他被綁在那兒的時候，一個日本人走上前去，將一杆步槍對準了他的眉間。

“他的來意很清楚，”比爾回憶說，“一顆美國炸彈炸死了他的兒子，他想殺掉我來報仇。我想，‘那就聽天由命吧！’結果衛兵們把那個人趕走了。”

最後，比爾被帶到了日軍指揮部，他在那裡度過了接下來的六天。他被綁在了指揮部外面的一棵樹上，每天都要被帶到指揮部裡面接受審訊。“他們問我各種問題，好像我所知道的比一個上將還多。”比爾說道，“他們問我，‘這艘航空母艦上共有多少架飛機？’還有，‘另外一艘航母的任務是什麼？’”一旦比爾給出的答案不能讓審訊官滿意的話，衛兵們就會使勁兒扇他幾個耳光，力氣大得把他以及同他綁在一塊兒的椅子都打翻在地上。“他們並不想殺掉我，”比爾說，“但是那種經歷可真是太糟糕了。”

比爾每天的伙食就是一個飯糰兒，但只要想喝水或茶就能喝得到。他被綁在樹上時，眼睛也總是被矇住的。“我當時非常害怕，”他承認道，“我總覺得他們會處死我的。我想念我的父母、姐姐、姨媽們和叔叔們，我還想念我的祖父祖母。可當時我的性命掌握在別人手中，而我竟一天一天的活了下來，我只有往好的方向去想。”

“有一天我聽見有人說話的聲音，”比爾對我說道，“我仰起了頭，這樣的話，我就能從那塊布的下面看到點東西。結果看到了一個美國士兵穿著藍色的飛行服，眼睛被蒙著，雙手被銬著，日本人正帶他穿過庭院進到一座建築物裡。他的腿瘸了。”

那個美國兵就是迪克·沃爾霍夫。

比爾和迪克在那些可怕日子裡的處境都很危險，但在日本人的眼中，他們兩個卻有很大的差別。比爾是名軍官，而迪克只是個士兵。“作為士兵，我們知道自己一旦被抓就一定得遭槍斃，原因在於我們瞭解的情報不多，”機槍手威廉·黑爾說道，他回憶起他在軍艦上聽到的一則情報簡報。“日本人根據我們是不是士兵來進行判決。”

比爾·康奈爾被綁在指揮部外的樹上整整七天。後來他被捆著送上了一架破舊的水上飛機，運往硫黃島。他在停機坪上飛機下的陰涼處坐了五個小時後又被綁上了，眼睛也重新被蒙上了，接著他被帶到了一架雙引擎轟炸機後面的座位上。比爾將要被送往東京附近的大船戰俘營接受進一步審訊。

在飛往日本的途中，比爾從矇眼布的下面偷偷往外看。“我看到自己坐在一個帆布包的邊上，”他說道，“而那個帆布包裡竟裝滿了棒球球棒！還有一副皮製棒球手套套在了其中的一個球棒上。我們正在這裡打仗，可他們竟在那裡來回運送棒球裝備。”

戰爭結束後，比爾向有關戰爭罪審判部門提交了一份書面陳述，當中講述了他在父島受到的虐待。比爾從一封來自美國一位起訴人的信中得知，他真是特別幸運。“他們說我是最後一位活著從那個島上走出的美國人。”

硫黃島上的日本官兵們知道他們將會死在那裡，但至少有一點能讓他們感到些許安慰——他們崇拜那些把他們帶向死亡的人。慄林將軍是一個武士家族的第六代，他家世代效忠天皇。慄林心裡清楚地知道這將會是他打的最後一仗。在寫給妻子的信中，他寫道：“別指望我再回去了。”他對兒子寫道：“你父親的生命就像是風中之燭。”

但他並沒有絕望，按照真正的武士說法，他的表現會給家族帶來榮譽。於是他和他計程車兵們一樣忍受著資源匱乏的煎熬，他和士兵們同甘共苦，還設計出一套保衛海島的作戰策略。

而父島上計程車兵們則遠沒有那麼幸運，因為他們的將領是那個滿嘴髒話的立花榮夫將軍。鐮田松尾在立花手下幹了六個月，他回憶道：“他常常酗酒。我經常去給他拿清酒。他總是喝著喝著就睡著了。”所有人都特別怕立花，因為他的脾氣非常暴躁，心煩的時候還會隨便打人。如果說武士的道德體制是黑白顛倒的話，那麼他就是這一體制最真實的產物。在一支不講求人性的軍隊裡，這樣的惡棍才能爬到頂峰。鐮田最後說道，他“一直覺得立花將軍是從社會最底層一步步爬上去的。”

1944年8月5日，父島遭到了又一次猛烈的轟炸，其間有一架B…24被擊落了。機上除了一名機組成員活著爬出來之外，其他人都在墜毀時的大火中喪生了。這次轟炸還造成了其他傷亡：立花將軍第307營的官兵也被炸死了。立花為此狂怒不止，他復仇的時刻到了。

這個氣急敗壞的將軍把迪克·沃爾霍夫和那個至今仍身份不明的B…24上的機組成員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