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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年7月，浙江省溫州市一名搶劫殺人犯在被執行死刑前供認，河北李久明殺人案系自己所為，此案真相大白

幸運之神不會總眷顧受冤者，還有多少冤假錯案需要“水落石出”？面對冤案，社會譁然。悲劇讓人思考，在法律的名義下，有些冤假錯案終被改判和雪昭，但冤案留給人們的思考依然沉重。

造成冤假錯案的主要原因都出在證據上，而造成證據問題的主要因素還在於執法辦案者的主觀方面，突出表現在刑訊逼供上，有學者認為“非法取證無一不是這些冤假錯案的‘罪魁禍首’”。在總結佘祥林冤案教訓時，湖北省荊門法院認為辦案人員“有罪推定”的觀念導致執法行為的不規範，是產生冤案悲劇的根本原因。

1996年中國修改《刑事訴訟法》，規定“證據不足，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由此確立了在處理疑案時“疑罪從無”的標準。但“有罪推定”、“疑罪從有”的觀念在辦案人員頭腦中仍然根深蒂固：一個人一旦被指控有罪，就認定他是個罪犯。在佘祥林案殺妻冤案中，從公安、檢察等辦案人員，到受害人家屬，都陷入到一種“有罪推定”的集體無意識中，最終導致了冤案的產生。

另外，在實際操作中，程式錯誤、缺乏監督和制約，客觀上破案壓力大，主觀上對破案急功近利，甚至以此邀功請賞等也是導致錯誤案件的不可忽視因素。

2009年4月，中國政府釋出了首份《國家人權行動計劃（2009—2010年）》，這是中國第一次制定的以人權為主題的國家規劃，《計劃》要求嚴禁刑訊逼供，嚴格控制並慎用死刑。

17世紀英國著名思想家弗蘭西斯·培根說過：“一次不公正的判決，其惡果相當於10次犯罪。”以往人們宣稱不放過一個壞人，而現代訴訟制度更強調不能冤枉一個好人，全社會都應該樹立這樣一種人權保護理念。在以人為本的社會里，必須守住法律這條公平正義的最後防線。

第二節制度之惑

瘋狂的“拆遷運動”

在21世紀前十年間，中國人的人權保護理念在逐步增強，同時民權意識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進步。2007年，一部關注民生、保護百姓切身利益的《物權法》頒佈實施，作為迎接這部意義重大法律到來的“見面禮”的，莫過於一場公眾關注的個體事件了。

2007年3月，霧都重慶，微風暖日，萬物生髮，這是山城一年中最美麗的季節。自1997年設為直轄市十年來，重慶這座城市一直在進行一場摧枯拉朽的大拆遷，摩天大樓就像雨後春筍般地拔地而起。

在重慶市九龍坡區中心地帶楊家坪步行街對面，有一個直徑超過百米、深度超過十米的大坑，坑中心保留了一塊小地基，上面立著一棟破敗不堪的二層小樓。小樓猶如大海中的一葉孤舟，樓內已是人去樓空。

在3月21日下午，那座小樓的主人，51歲的楊武突然進入樓內，把一面國旗和一條寫有“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的橫幅掛在樓頂上，並因此一度亢奮。他先是脫掉外衣，露出結實的肌肉，叫記者拍照，然後穿上衣服，對著樓下面大坑裡的保安厲聲喊道：“你敢上來，我就把你打下去！”

楊武長得高大威猛，22年前，他靠拳頭爭得了首屆渝州武術散打搏擊賽重量級冠軍，現在，他仍然不想在自己的小樓裡服輸。

楊武的妻子吳蘋則一直站在樓下的工地上，面對全國各地蜂擁而至的記者，她重複著說過無數遍的話：“這是拿刀子在脅迫我。”“我們絕對不搬，要用生命捍衛我們的合法私有財產！”

在這幅“怪異”的景觀下，一場拆遷拉鋸戰悄無聲息地進行了兩年半。而近日來，這場鬥爭突然變得轟轟烈烈。拆遷戶、開發商、行政部門、司法機關、公眾、專家、媒體與拆遷相關的幾乎所有要素，都在這個樣本中凸顯出來。

第二部分　第101節：法為（8）

楊武的那座房子是在20世紀80年代初從父親那兒繼承下來的，拿到房屋產權後，楊武夫婦把原來的房屋推倒，翻建了一座二層小樓，經營餐飲生意。

2004年8月，一份拆遷公告貼出，要對該片區進行改造開發。從此，拆遷也就像一層陰影籠罩著楊家人的生活。到當年10月8日，該片區281戶拆遷戶中搬走了250戶，仍有20多戶堅持不搬。在接下來近兩年時間，開發商陸續與20餘戶達成協議，實施了搬遷。到2006年5月，整個拆遷工地上只剩下中心位置的楊家和南端角落裡的兩三戶未搬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