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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尉繚子

《尉繚子》是中國古代著名兵書，宋代頒定的〃武經〃之一。尉繚撰。尉繚其人史書記載非常簡略，《漢書·藝文志》雜家類《尉繚》下著錄為〃六國時〃人，顏師古注引劉向《別錄》稱〃繚為商君學〃。《隋書·經籍志》始著錄為〃梁惠王時人〃，以後各家書目大多沿襲上述說法，但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稱〃未詳何人書〃，宋施子美《七書講義》則說是〃齊人〃，明茅元儀《武備志》又說是〃魏人〃、〃鬼谷高弟〃，歸有光在《諸子匯函》中還說〃尉繚，司馬錯也〃。施、茅、歸距戰國甚遠，實屬臆測。因《史記·秦始皇本紀》中有一個〃大梁人尉繚來，說秦王〃，有人〃以為秦國尉〃的尉繚。

因此，《尉繚子》一書的作者，究竟是見梁惠王的尉繚，還是做秦國尉的尉繚？引起後人的爭論，至今尚無定論。但從全書人稱、語氣和內容上考察，開頭就是〃梁惠王問尉繚子曰〃、〃尉繚子對曰〃，並不斷有〃聽臣言〃、〃聽臣之術〃、〃臣聞〃、〃臣以為〃等語，又稱魏為〃吾〃、〃我〃，內容反映了梁惠王時的情況。魏國吳起被讒奔楚，魏軍力削弱，兵敗遷都大梁，欲於衰落中中興，〃以武事成功〃，且多次提到吳起，予以讚美，兩次提到〃吳起與秦戰〃。據此，似定為梁惠王時尉繚較合情理。近有學者考證，提出與梁惠王答對的尉繚，正是由大梁入秦的那個尉繚。

《漢書·藝文志》雜家著錄有〃《尉繚》二十九篇〃，兵形勢家著錄有〃《尉繚》三十一篇〃。《隋書·經籍志》及《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只有雜家《尉繚子》五卷，兵家不見著錄。自北宋景祐年間編纂的《崇文總目》始，復見兵家《尉繚子》五卷，宋神宗時並與《孫子》等一起被頒定為〃武經〃，而雜家不再見著錄。今傳世本即〃武經〃本。

對於雜家、兵家、今傳世本《尉繚子》之間的關係後人也有不同的意見，有的認為雜家和兵家《尉繚》本是一部書；有的認為是內容不同的兩部書；有的認為今本《尉繚子》是原兵家書，雜家書亡；有的認為是原雜家書，兵家書亡；還有的認為是兩部古代殘書的合編本。從現有資料分析，《漢志》著錄的雜家《尉繚》和兵家《尉繚》，由於《七略》中的兩書提要被班固刪掉而失傳，究竟是內容基本相同或根本不同的兩部書，還是同一書的重複著錄，難以確斷。但從以下情況看，《七略》的著錄體例，多有同一個人的著作交叉著錄現象，如被班固認為是重複著錄而省掉的《伊尹》、《太公》等十家、二百七十一篇即是；唐魏徵撰《隋書》將《尉繚子》入雜家，兵家不入，而他同一時期撰《群書治要》時輯錄的《尉繚子》，與銀雀山西漢墓出土的《尉繚子》殘簡相應的文字大多類同，與武經本（即今傳世本）的相應篇目也基本相同，這說明雜家和兵家《尉繚子》很可能是同一部書，只是因為兼有兵家和雜家的思想內容而歸類不同罷了。

關於《尉繚子》的成書時間，自南宋陳振孫提出《尉繚子》疑非先秦兵書後，明清以後出現偽書說。１９７２年《尉繚子》殘簡在銀雀山西漢前期墓葬中出土，內容與今傳世本大致相同，不僅均不避漢初幾個皇帝〃邦〃（高祖劉邦）、〃盈〃（惠帝劉盈）、〃恆〃（文帝劉恆）、〃啟〃（景帝劉啟）、〃徹〃（武帝劉徹）的名諱，而且書寫字型隸書中帶有明顯的篆書風格，這說明抄寫年代應在秦漢之際，成書年代當更早，似由戰國時人整理寫定，偽書之說不攻自破。

《尉繚子》自漢以後，歷代均有著錄，然卷、篇數不等，有五卷、六卷之分，三十一、二十九、二十四、三十二篇之別，其原因可能有兩個，一是流傳中有佚失，二是分篇不同，如武經本將《兵令》和《兵教》分別分為上、下篇。今傳世本共二十四篇，其篇目和主要內容是：《天官第一》，主要論述戰爭中〃天官時日，不若人事〃的道理，批駁唯心主義的天命論；《兵談第二》，主要論述立邑、土地、人口、糧食與固國勝敵的相互關係，說明〃戰勝於外，備主於內〃，〃兵勝於朝廷〃的道理，提出了治國治兵的一些方法和對將帥的要求等；《制談第三》，主要論述政治制度和軍事制度與戰爭勝負的關係，提出〃凡兵，制必先定〃，〃修吾號令，明吾刑賞，使天下非農無所得食，非戰無所得爵〃等治軍、治國方法；《戰威第四》著重論述高昂計程車氣對於取得戰爭勝利的重大作用，激勵部隊士氣的方法；《攻權第五》，著重論述進攻的戰略戰術，強調戰前要有充分的思想、組織準備，要善於選擇敵人的弱點發起進攻；《守權第六》，主要論述防守中的守城法則；《十二陵第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