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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距離九月越來越近，任堂、穆譚這種有見識的高階官員，都可以猜到收稻後的糧價波動，又是大批新糧入庫，而大家又急需欠條來納稅，傳統的穀賤傷農問題就又會出現。其實早在五月的時候，熊蘭和劉晉戈就和鄧名說過此事，因為鄧名已經不再要求熊蘭維持糧價，所以到底會跌倒什麼地步去誰心裡也沒有把握，而劉晉戈甚至詢問鄧名，若是糧價低迷得完全沒法看的話，是不是可以部分採用實物徵稅？

不過鄧名不同意，因為一旦恢復實物收稅，欠條的信用就會收影響，他寧可到時候頭痛醫痛地想辦法，也不願意承受發生貨幣危機的風險。鄧名覺得現在成都農民生活水平還不錯，就散糧價低也不必擔心吃不飽，完稅後大概依然是糧食多得一個單身漢發愁如何吃光的問題，而且過慣了苦曰子的農民肯定會有儲備餘糧的行動，不會發生集體拋售糧食的狀況；而且鄧名還指出，如果農民覺得出售糧食太賠，他們可以先去打份零工，透過類似預支工資的手段來籌集九月的保護費。

以任堂想來，這批俘虜送回成都和敘州後，肯定需要消耗大量的糧食，等於是僱傭他們的老闆出錢收購農民手中的糧食，緩解一下成都的糧價壓力。

“現在可能是好一些，不過說不定是飲毒藥止渴啊。”穆譚卻有不同的看法。

“飲鴆止渴。”任堂糾正道。

“嗯，就是這個意思。”在工廠做工的人不生產糧食，但現在積極進廠的除了女同秀才——這是出於減免聘金的目的，就是大批剛到成都的新移民。新移民抵達成都時有可能已經誤了農時，身無長物也買不起任何生產工具，所以他們就先在廠子裡做工，同時偵查周圍的土地、河流，暗暗琢磨好自己要在哪裡安家，等到了合適的的月份就辭工，傾其所有購置農具去開荒。

以前無論是從湖廣來的，還是貴州人、雲南人，基本就是這個套路，而工廠裡的工人空缺也總是由新來的人填補。在穆譚看來，這些陝西和山西人大概也不會有什麼不同，去年好不容易培養出來的擁有一點技術的工人很快就會開始離開，新人填上他們的崗位，然後花一年的時間教給他們手藝，等到明年他們一樣還在秋收後趁著糧價便宜購買上半年的存糧和種子，開始經營他們的自己的土地。

“今年是混過去了，但是明年就會有更多的土地，更多賣不出的糧食；今年這批人就又會離開，然後去開墾出更多的土地來。”

穆譚並不知道該如何解決這個問題，任堂同樣不知道，傳統上應該勸農桑，但現在成都的情況相當反常，穆譚覺得可能就和劉晉戈說的一樣，只有等成都擁有了幾百萬勞力糧價才能穩定下來而不會想現在這樣大起大落——也就是等一波波移民把所有更低都佔滿了，才能趨向穩定，隨著人口增加就會再次迴歸傳統的精耕細作——而那怎麼也是幾十、上百年以後了，而川西政斧則會繼續在這糧價的顛簸中上下起伏。

“為了消耗糧食，我們就需要更多的工人，要給光棍們說親讓他們家裡多張嘴吃飯。”現在成都和敘州的普遍看法就是如果不恢復實物納稅、不拋棄欠條制度的話（也不能考慮用銀子替代，那個可能更糟，甚至無法靠大量印刷來緩解危機），那必須要以越來越快的頻率發動戰爭，以推遲糧價崩潰，農民無法承擔賦稅的那一刻的到來。

這個理論模式中央銀行行長熊蘭和稅務局局長秦修採去年聯合提出的，模型非常簡單，就是假設每年新到的男姓人口都在第二年去開闢新田，而每個男姓二十畝地即使是粗放經營，產出大概也能至少夠八個人吃的，即使大量養豬也無法降低到四個人以下。因此也就是說每年成都新增人口都是男姓的話必須是去年的四倍，然後下一年又得再增長四倍，直到把所有能開墾的荒地都填平了才算度過危機，為了避免欠條體系的崩潰必須在佔滿成都所有耕地前一直保持這樣的移民加速度。大批農民能夠納稅，商人手裡的欠條也就不至於盡數變成廢紙，而熊蘭、秦修採和他們的幕僚團還進一步指出，若是新增人口中有大量女姓，那就能減緩新田開闢速度——女姓在秦修採模型中被設定為單純吃飯的人口，隨著時間增加還可以生產更多不出產光吃飯的成都居民——比如若是新增的移民中有一半是女姓的話，那第二年的移民壓力就不是前述的四倍而是兩倍。

鄧名對這個經濟模型不以為然，雖然他不懂如何去建立一個合理的模型，不過即使用鄧名現代美術生的眼光，也覺得這個等比例的秦修採模型實在是太簡陋了。不過考慮到這是第一個含有數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