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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我分析了譚某的話，說為了我的進步實際上就是升遷，我當時沒有重視，我一直以為只指控受賄和挪用公款，我如果知道還有行賄罪，我不會那麼說”。

檢方反駁稱，於大路曾親口承認給胡楚壽錢是為了升遷，且事實上胡楚壽又確實提名推薦了於大路。檢方稱，胡楚壽的親筆證言中稱，於大路行賄30萬元“就是想讓為職位升遷幫助他，我雖然起不到決定作用，但是我的作用是很重的，我們實際上就是買官和賣官”。

此外，於大路在法庭上否認與黃俊杰共同索賄400萬元。於大路稱，自己既沒有與黃俊杰共謀分錢，也沒有參與簽訂合同，更沒有拿到過錢。於大路承認曾向美禾公司老總蔡國安提出“補償款”，但那是黃俊杰提議的，因為“補償款是商業慣例”。於大路說，他沒有利用職位強行索要，並且蔡國安“很痛快”地同意了。

在法庭上，於大路的辯護律師錢列陽和許昔龍在承認其他6項指控的基礎上，針對行賄罪的指控，為於大路做了無罪辯護。

錢列陽認為，於大路透過胡剛給胡楚壽30萬元的行為只是違反黨紀的行賄行為，而非觸犯國法的行賄罪行，因為“謀取不正當利益”是構成行賄罪的必要條件，但公訴人並沒有就“不正當”舉出任何證據。錢列陽說，首先於大路沒有向胡楚壽提出升遷請託，其次於大路不存在不符合升職條件的問題，他的升職是正當的。

許昔龍稱，2000年3月，於大路升職為行長助理，11月升職為副行長，而2000年四五月間，胡楚壽就被調離了農發行，因而胡楚壽能夠幫助於大路升遷的就只有他升為行長助理那一次。根據農發行的升遷程式，必須先有黨委推薦，再由所有分行一把手和總行主任級以上的幹部進行民主選舉，並非胡楚壽一人所能辦到的。

在庭審時，檢方同時也指出，於大路存在重大立功的法定從輕情節。在到案之後，於大路揭發徐放鳴、王剛、趙東明三人的重大犯罪行為，並經過司法機關查證，屬於重大立功行為。於大路在雙規期間，不但承認了偵查機關已掌握的受賄事實，而且主動交代出偵查機關當時尚未掌握的受賄259萬元及挪用公款410萬元的行為，並委託家屬積極退贓，因此建議法院從輕判決。

在最後陳述階段，於大路表示認罪伏法，並無條件接受法院的判決。於大路說，他辜負了國家對他的教育，敗壞了黨和政府的形象，“我願意以最誠懇的態度向人民認罪，痛改前非，當再次回到社會中時，將會全心投入社會服務。”同時，於大路表示，他在法庭上的解釋全部是事實，希望法庭可以對他從輕處罰。

於大路在法庭上稱，自己在收第一筆錢時心裡也激烈鬥爭過，但最後還是將錢掖進了腰包。他僥倖地認為：“一個送錢，一個收錢，一無旁證，二無憑據，風險何在？況且行賄與受賄在法律上是一根繩上的兩隻螞蚱，誰會送了錢之後又去告發自己犯了行賄罪呢？”但是，於大路在被捕後卻連續供出了黃俊杰、徐放鳴等人。

2006年2月10日，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對於大路受賄、挪用公款、行賄一案作出一審判決。法院認為，於大路所犯受賄罪、挪用公款罪、行賄罪情節嚴重。但鑑於於大路因涉嫌犯受賄罪被羈押後，能夠供述司法機關尚不掌握的挪用公款的事實，同時還能主動坦白部分受賄事實，並揭發他人重大犯罪線索，具有重大立功表現。因此，法院判決：於大路犯受賄罪，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犯挪用公款罪，判處有期徒刑四年；犯行賄罪，判處有期徒刑二年；決定執行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關於於大路的犯罪軌跡，請參閱本文附錄中於大路在看守所裡寫下的懺悔書。

斂財有術蔡國安

在農發行窩案背後暴露出的是至為突出的商業賄賂問題。在這起窩案中實施“糖彈”戰術的蔡國安，是一個極為關鍵的人物。

蔡國安，美禾公司董事長，湖南益陽人，40歲，從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畢業後分配至空軍第六飛行學院工作，後轉業到亞運會組委會辦公室。

蔡國安的一個人生轉折點發生在1991年4月，當時他調至中國農業銀行總行辦公室工作。因為胡楚壽和蔡國安是湖南老鄉，在中國農業銀行總行，蔡國安與當時擔任該行農業信貸部主任的胡楚壽，保持相當密切的關係。

1994年8月，農發行總行的組建工作基本完成。胡楚壽出任農發行第一副行長，分管資金計劃工作。同年10月，美禾公司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