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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家卻偏要沾沾自喜的延續下去，其不出紕漏也，豈可得乎？朋友，我們的毛主席在中國近代轉型史（我國曆史上的第二次大轉型）中，原只是個轉型中期的民族領袖。他個人的個性、見識、修養、訓練和時代，都只能鑄造他做個轉型高潮中的秦始皇，而不能做個完成轉型的漢武帝。這就叫做形勢比人強。毛澤東自視為天生聖哲，其實他和讀者賢達以及在下的我一樣，也只是個渺小的脊椎動物，並不能扭轉他們唯物主義者曲不離口的所謂‘客觀實在’啊！他是時勢所造的英雄；但是他這個蓋世英雄卻未能創造時勢。夫復何言？

我們及身而見的第二次大轉型，與第一次大轉型頗有不同之處。第一次轉型時，由於我們內部的社會發展至某一階段，促使我們社會政治結構非轉型不可，那是主動的。第二次轉型就不然了，它幾乎是完全出於西人東來之後，對我們著著相逼的挑戰尤其是軍事挑戰。這一挑戰揭開了近代中國國恥國難和社會政治大轉型的序幕，於是有那個可恥的鴉片戰爭（一八三九一八四二）和隨它接踵而來的‘中英南京條約’（一八四二年八月二十九日簽訂）。鴉片戰爭之可恥是雙方都有份的。勝者的可恥，是他武裝販毒，竟不以為恥；敗者的可恥，是他顢頇腐化，政府無能，人民愚昧，偌大的帝國竟被數千個英國水兵打得一敗塗地。

戰前千年不變，戰後十年一變

鴉片戰爭在我國曆史上的重要性，長話短說，便是它推動了上述從帝制階段向民治階段的轉型。在這兩大階段之間，它是個分水嶺。戰前我國的社會政治制度（毛澤東所說的秦法政）是千年未變的；戰後的中國那就十年一變了，甚至變得面目全非。這一轉變過程雖萬般複雜，但是事後回頭看去，卻又階段分明。在各階段中，身當其衝的革命家、變法家、觀察家乃至一般智者與黎民百姓，均不知其所以然也。其原因便是‘身在此山中’，無法識其端倪也。但也有少數智者（像洪秀全、康有為、毛澤東等人）往往自以為是，一朝在其位，得其勢，難免就強人從己而貽誤蒼生了。

早朝的歷史家，雖也不時回頭看去，試作過歷史分析。無奈這次轉型，如果最後能轉出個長治久安的定型來，根據中西曆史中的前例，它至少需時兩百年才可能有個初步的結果。因此在轉型的初期和中期，如一八九八年的‘戊戌變法’時期，和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時期，分析家對中國前途的變數，實無法掌握。蓋前途歧路太多，歧路亡羊，安知羊之所之也？可是日月推移，歧路漸少，羊在何路不難追蹤，中國前途的遠景何似也就隱約可見了。俗語說：‘女大十八變。’小女孩才變了三、五變，您怎能看出她的變形呢？可是等到她姑娘已變了十五變之後，將來她會成為怎樣的一位夫人，我們也就不難預見了。這只是個時間的問題；非後之來者勝於前賢也。

根據筆者大膽的觀察，我國史上第二次社會政治大轉型，實在是從割讓香港之後才被迫開始的。如今香港收回了，一百五十年的苦難歲月也悄悄地溜過去了。從林則徐到今天，我民族至少也傳了五代了。古語說：‘五世其昌。’當年的道光皇帝也曾經說過：‘久屈必有大伸，理固然也。’（見‘夷務始末’道光給林則徐上諭）今日香港迴歸，國難結束，可能也是我國史上第二次社會政治大轉型完成的開始。筆者不揣淺薄，回顧前瞻，預期我民族再有四十年，應可完成國史上第二次社會政治大轉型之偉大的歷史任務。國有定型，民有共識，以我國我民、我才我智之最大潛力，走入人類歷史上民治主義的新時代，開我民族史今後五百年之新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捨我其誰？筆者畢生治史，歷經國難國恥，艱苦備嚐，守到天明覺夜長，終能初睹曙光，亦為之興奮不已。謹以這部小書，野人獻曝，追隨讀者之後，略表個人對香港迴歸之慶賀，至懇方家賢達，不吝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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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說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的爆發，至今已整整八十週年了。為這八秩大慶，海峽兩岸乃至日本和美國的中華史學界，都在紛紛集會研討，並撰文以為紀念。在我們執筆之前，首先想自問一下，‘辛亥革命’這四個字是誰發明的呢？或是誰首先使用的呢？筆者不學，自覺此答案已不可考；至少是爭議很大，姑置不論。且說‘辛亥’。辛亥是我國曆史上傳統的‘干支紀年’裡，六十年一迴圈之中的一個年頭。我國曆史自黃帝以降，已有七十八個‘辛亥年’。我們這個‘辛亥革命’是發生在第七十七個‘辛亥年’。這個辛亥，在清朝歷史上是宣統三年；在西方耶穌紀元上，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