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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把此項亡國的要求向世界曝光；經過青年顧維鈞化裝走後門，進入北京的英、美使館之後，二十一條在二月中，就變成紐約、倫敦媒體的頭條新聞了。訊息一出，舉世譁然。中華全國乃至全世界的華人社群，也就爆炸了。

讀者公婆，我們設身處地想想，那時我們如果是在美國大學裡讀書，面對這種亡國滅種的風暴，我們在圖書館裡還坐得下去嗎？就在這關口，那時在康乃爾大學讀書的中國學生，便嚷嚷不可終日，可是那時也在康大讀書的白面書生胡適，卻寫了一封英文的‘告中國同學書’說，我們主要的任務是讀書，勸大家calm　down，不要多管國事。四十多年過去了。我後來與胡老師在哥大談到他這封信，我還向胡老師這個‘低調俱樂部’的老祖宗，確實抗議一番。我說，為抗日救國而廢學、鬧學潮，固於事實無補，但是國家在此存亡絕續的關頭，它那熱血青年的一代，竟能不聲不響，無動於衷，埋頭讀書，則這個民族、這個國家，還是個活的民族、活的國家嗎？胡公亦不禁莞爾稱是。

歷史家如秉筆直書之，袁政府應付這次危機，還算得體。據日方秘檔所記，在雙方交涉之初，袁即疾言厲色地告訴日使，可讓者自可談判，不可讓者，如第五號諸條，則絕不能讓。在其後歷經四閱月的艱苦談判中，自袁以下，外長陸徵祥，次長曹汝霖，駐日公使陸宗輿，在長期交涉中，受盡折磨與屈辱則有之，細查中日檔案，縱是一向有妥協傾向的曹汝霖，日方會談紀錄也說他‘激憤之情溢於言表’、‘情緒頗為激越’云云。【見‘日置駐華公使致加藤外務大臣電，一九一五年五月五日’，載‘北洋軍閥’卷二，頁八○九。】他們底賣國言行，則末嘗有也。

其尤為難能可貴者，是曾經袁世凱通緝，袁諜日夜跟蹤，懸賞捕殺的國民黨諸元老；黃興、陳炯明、柏文蔚、鈕永建、李烈鈞等在此國亡無日之時，不但不乘袁之危，利用國難，共同倒袁。相反的，他們竟公然呼籲同志，‘暫停革命，一致對日’。黃興在美亦曾致書馮自由請轉勸孫公‘應即放棄討袁工作，免為日本所逞’。這是何等胸襟？讀聖賢書，所為何事？我對中華文明的潛力，每於此時窮處見之也。【見馮自由著「革命逸史’，及吳相湘著前書，四篇，三十三章，第六節】

袁世凱後來為搞帝制，而終有遺臭。曹汝霖、陸宗輿在‘五四’時曾為愛國學生追打之物件。我輩治史者何厚於此等問題人物。然是者是之，非者非之，為存信史，是非不可以成見虛構之也。

總之，經過四閱月之抗爭，如之以排山倒海的國內外的抗日運動，和國際輿論之壓力，二十一條中最兇殘之‘五號七條’，日人終被迫放棄。關於‘第二號，第三條’，日本所要求的無限移民，及日商課稅須得日本領事之同意，‘中國方面絕對不能接受’【見同上】。然在交涉期間，日本已不斷向南滿、華北、長江（共有日本海軍軍艦十一艘溯江而上），及福建沿海增兵。軍事佔領，迫於眉睫，而國內軍民各界，和海外華僑，激於義憤，要求政府對日抗戰的電報，如雪片飛來，然袁政府此時是絕無招架之功，更無還手之力。貿貿然作武裝抵抗，那就無異於飛蛾撲火，自取滅亡。

回憶筆者在讀小學時代，正值‘九一八事變’爆發之時，海內外各界人士，要求對日抗戰之沸騰情緒，亦正如‘二十一條’之時也。我記得國文老師要我們背誦陳布雷為蔣委員長所撰的‘告國民書’說：‘可戰而不戰，以亡其國，政府之罪也。不可戰而戰，以亡其國，亦政府之罪也。’我們師生在國文班上集體啜泣之往事，至今記憶猶新。我又怎能想到，年近耄耋之時，遠在重洋之外，在陳憲中、姜國鎮、邵子平諸先生領導之下，還要面對聯合國大廈，向來訪的日本首相，含淚大呼：‘日本不賠償，不道歉，我們永不罷休’哉？（在本篇撰寫結論時，於九月二十一日，筆者曾應約輟筆前往聯合國廣場，扛牌遊行，要求日本賠償道歉。陳為紐約區保釣領導人；姜為‘紀念南京大屠殺同胞會主席’，二人皆臺籍；姜夫人且為日裔。）

事實上袁氏這時所遭遇的困難，也正是二十年後蔣氏所遭遇的困難。強寇入侵，既不能戰，又不能不戰。唯一的辦法，則是既不戰，也不降，來它個無限制的拖延，也就是胡適所說的苦撐待變吧。陸徵祥是個慢性而多禮的外交家，每次會議之前，請坐、喝茶就要喝掉幾十分鐘，把日本客人急得半死。再則把會期減少，每週一會；更把會議程式無限拖長，二十一條，多來兮，再一條一條慢慢研究。顧維鈞先生那時是陸外長的助理，在被日本人趕出會場之前，場場參加。顧氏後來對我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