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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

以上所說是當時反帝制文學中的‘反帝詩’，可圈可點的一首高階作品，竟出於‘皇二子’之手【‘皇二子’也是寒雲樓主自嘲的筆名之一】，故訪錄之，以與有文學興趣的讀者，共賞之也。在文學轉型的過程中，‘漢學底子’是江河日下了。今日吾人發政治牢騷，就只能搞搞‘順口溜’了。當然今天的新詩人，也還有以新詩形式來代替順口溜的，但是新詩界以外的讀者，就很有限了，雖然翻成外文卻可以引起國際屬目。

袁氏帝制時，反帝論文，也是雪片橫飛的。其中最主要的一篇，當然就是梁啟超的‘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那一篇擲地有聲，膾炙人口，而有深遠影響的佳作了；為儲存史實，不能不簡略述之。梁氏在此萬言長文上，他第一要把‘國體’和‘政體’的界說弄清楚。他說‘共和’與‘君主’國體也。而‘立憲’與‘非立憲’，則政體也。如今君憲救國論者，認為只有‘君主’才能‘立憲’，而‘共和’就不能‘立憲’，是何種邏輯呢？

第二，若說國情，繼承式的君主立憲，比非繼承式的共和立憲，更為適合於中國，則現行的大總統選舉法【見上章的金匱石室制】，不是既能傳子，亦能傳賢，豈不更優於帝制乎哉？何必改變國體？

第三，帝制派人士如今把美國古德諾顧問之言，奉為圭臬，要據之以恢復帝制，廢棄共和，而梁氏在辛亥前，當他為維護‘君主立憲制’與共和人士論戰時，所闡發君主立憲之精義，實十倍百倍於古德諾之所言。【筆者附註：梁氏此言，不是吹牛。那時康、梁之言遍天下。所論確較古德諾之短文精闢多矣。歷史家可為佐證也。】而當時諸公（包括籌安會的‘六君子’），一味醉心共和，對我梁氏之言，充耳不聞；梁氏之書，過目不讀，豈因‘吾睛不藍，吾髯不赤’哉？

第四，天下事之滑稽者，當年為堅持君主立憲制，曾為共和人士所詬病，今日要推翻中華民國，翻為當年的共和革命志士；而今日為維護共和國體者，翻為當年的君主立憲派，亦可怪矣。

最後，梁說他原是君主立憲派的元老，並無理由要為共和制度做辯護人，他只是認為國體一經確定便不可變動。辛亥前他反革命的原因，就是認為國體不可輕變。革命得不償失。可是當時革命人士把他的善意良言，當成耳邊風。而民國成立四年以來之所以糟亂若此，便是當年共和人士不聽他底話的報應。如今共和的國體已定，而當年的翻雲覆雨之士，又要再來覆雨翻雲，亂來一泡，民不聊生，國亡無日，不難預測也。今日之動亂，已充分證明他十年前，所言之不虛。‘十年以後真知我’，梁氏以‘常帶感情’之筆痛詆籌安會中之眾莽夫說，爾等今日不聽老子之言，硬要把今大總統拖下糞坑，與爾偕亡，十年後將再知吾言之不虛，而追悔莫及。爾曹其毋河漢餘言。

篇末，梁更加一‘附言’，曰：

吾作此文既成，後得所謂籌安會者，寄餘楊度氏所著‘君憲救國論’，偶一翻閱，見其中有數語云：‘蓋立憲者，國家有一定之法制，自元首以及國人，皆不能為法律外之行動。賢者不能逾法而為善；不肖者亦不能逾法而為惡。’深嘆其於立憲精義，能一語道破。惟吾欲問楊氏所長之籌安會，為法律內之行動耶？抑法律外之行動耶？楊氏賢者也，或能自信非逾法律以為惡，然得毋己逾法律以為善耶？嗚呼。以昌言君憲之人，而行動若此，其所謂君憲者，從可想耳；而君憲之前途，亦從可想耳。

梁啟超原是我國文學轉型期中，文起八代的大文豪，筆端常帶感情。他的鴻文鉅著，一經京報於民國四年（一九一五）九月三日在北京的京報漢文版刊出之後，北京國民公報隨即全文轉載；全國各報聞風響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下子就燒遍全國。國人嬉笑怒罵，隨之而來。不特楊度（皙子）一下便被摔入谷底，皇帝候選人老袁也被打得灰溜溜，無面目見人。

‘楊氏賢者也’，也是當時一位‘曠世逸才’，最大的刀筆吏之一也。不意強中更有強中手。他梁、楊二人之對決，不談政治，也是當時文壇一場好戲，當年中國總統為著做皇帝，和今日美國總統為著玩女人，而帶動全國第一流的刀筆吏之對決，而好戲連臺。兩地雖遠隔重洋；時間相差亦近一世紀，而兩方面之精采鏡頭，卻相互輝映，真是兩幕難得的今古奇觀。

梁啟超與文學轉型的序幕

梁啟超既然以一篇文章鬧垮了一個洪憲王朝，我們倒不妨順便也談談，他在近代中國文學轉型中所發生的作用。中國近代文學之從文言轉入白話，胡適當然是個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