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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歸之如水之就下也。以故官府之所在即是一郡名流薈萃之所。上下之間以禮讓相維繫,以法令為依歸,在下者不卑不亢;居上者不縱不抑。後世失之,遂流為官場逢迎之儀式矣。
節要而言之,禮治與法治相互為用,則禮治不致流於頹滯;而法治亦不致流於冷酷,故能政風穆穆,而政府於人民之間亦庶幾無截然之鴻溝也。以故西漢郡守雖如黃霸、龔遂之寬和,而吏無驕縱不法之習;即如嚴延年之酷,而屬僚亦不乏良吏,良有以也。至後世此風漸頹,晉陶淵明乃有折腰之嘆矣。
再者,漢代地方政治之特點,更以其富有民治之精神也。試觀太守受策由其一方,儼然唯我獨尊矣。然漢制非本那人不得為郡吏。放太守隸屬諸曹,率由本那士民任之,佐治其郡,是不啻以其民治其地,而由太守總其成。郡丞統領後曹為幕僚長,率百僚佐太守為治。以本那人參太守幕府。既如以‘科員政治’目之,則負一郡之實際之政治運作;而既以同那人組成太守府‘後曹’,則不啻為一變相之參議會也。且復以學有專長之士組‘議曹’,佐太守議郡政之得失,直是一專家委員會,作太守之顧問機關,太守但秉中央政令,維繫對中央關係,擘畫大計,總其成且。故漢代的地方政治能得乎民治之長,而不致失其向心力也。
其縣政亦復如是,縣吏既出諸察舉,更有所謂‘三老’、‘孝悌’、‘力田’者,皆一縣年高德勒之士。與縣丞尉以事相教,讓政治得失,是亦不啻一參議會也。是亦漢代政治之特點,不幸傅至後世則變質矣。(五)漢製為後世所不及
今日試一回顧我國政治制度之沿革,莫不祖述漢制。流變二千年,舉凡中央地方之設官升職,幾皆不脫兩漢制之範疇。且後世因襲漢制,往往失其原意而流弊滋生者。蓋後人之因襲漢制也,有但取形式,而忽略其用意者。或有模仿其用意,而失其人治之精神者,幾經流變則變質矣。
試觀漢代之實兩級地方政治,太守出典一方,中央即付以專治一方軍法政財之大權,及選舉進賢之責,獨掌士子上進之途,有專殺之權,集一切大權於一身,儼然一土皇帝。然行之百年,不特流弊絕少,且治續斐然者,實有賴於監察制度,與人民參政制度之得法也。刺史不干涉地方行政,實行其超然監察制,且專以舉察郡太守為事,故行政與監察制渡,各自發揮其最高效能,而無相互牽制之弊
且人民與政府之間無截然鴻溝,以其地之民而治其地。如郡縣屬吏,對行政長官,既可作積極之佐治,復可作消極之監督。既為負責實際責任之政府官吏,復為變相的參議員,負有行政、監察、建議的多重意義,故於一郡縣之行政得失,所見尤深。即有建議,亦不至於流之空洞;而興利革弊亦能便捷從事。試以之與今日民主政治之地方人民參議會制,作一比較,正不知其孰得孰失也。而郡太守一秉中央為治之原則,以其民,治其地,而總其成。長官幕僚相互依賴,故地方既不致失其向心力郡守亦不得以政入私門而劉公得道,雞犬升天也。
而維繫此優良的政治制度,自亦有賴於為政得人而為政得人,端賴於政風之高雅清正,而漢代政治即能充分表現其雍容儒雅的政風。上下一以禮為紀綱。居上者,既作之君,復作之師。不以位高權重而倨傲;居下者,既為之佐,復為之賓,揖讓相處,不以居下為卑賤,已故政風高雅,無後世官場之陋習。以故郡守一旦徵辟,則名流節士歸之。雖微人皂吏衙役,亦能不失純正。以故但有賢明在位,不親小事,亦可一郡大治。如兩漢知名之士,每多為毫無行政經驗之匹夫,然一經政府徵辟作不次不遷,亦有擢為郡守,一郡竟能大治者,良以此故。後世相傳有所謂‘臥治’為美談者,良非史家專美之辭也。及觀乎後世之政治場合,一味以官術相尚者,能無慨然。
竊以兩漢之盛,基於民生之安定富庶,政治修明實為民生之本,而地方行政尤為國政之基。或謂兩漢政治頭重腳輕,實則漢代中央政局,雖仍限於帝制政府寡頭政制之格局,而其地方政治組織與運作,卻於無形中早開民政治之先河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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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剛解紐 軍閥割據 政客縱橫
在中國近現代史上最糟亂的一段時期,應該就是民國初年的所謂軍閥時期了,而軍閥時期實在是從袁世凱死亡之後才正式開始的。因為在帝制前,袁氏主政下的北京政府,還是一個可以號令全國的政府。地方軍頭還不能目無國家法紀,隨意橫行的。野心政客雖然也難免結黨營私,但是在大一統的國家之內,縱橫捭闔,多少還有些顧慮。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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