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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內戰絕對不能再打了。至於後來的涿州之圍，也實在是晉閩投機所惹出來的，也是他奉父命的結果。

在學良力勸之下，老帥也迫於現實，他父子乃於一九二八年五月決定全師出關。可是他父子這一決策，卻忽視了那把他們家鄉早已視作禁臠的日本帝國主義了。當時日本田中內閣對我東北的侵略設計，則為增建五條有戰略價值和經濟利益的鐵路。為此‘五路建設權’，日政府一直在逼迫張作霖正式簽約，而張是個愛國的硬漢子。對日本這項要求，始終‘軟磨、硬泡、死拖’，永不立於文字。

可日本在華的‘關東駐屯軍’對我東北的陰謀那就更進一步了他們要設立個傀儡政權，使東北永遠脫離中國。如果張作霖不是個適當的傀儡，那就殺張而另選之。所以張作霖出關之前，媒體中已有日本要扶持張作霖做‘大遼帝國皇帝’的傳聞。不幸的是我們這對父子檔老少帥，都是雄才有餘而大略不足的英雄。他二人始終不敢把日本陰謀看得太嚴重，並有一種‘諒他不敢’的糊塗自信心皇姑屯如此；‘九一八’亦然。因此當老帥於六月三日在北京專車返奉時，竟坐上前西太后的御用專列，堂而皇之，浩浩蕩蕩地開往奉天。如此，日本人若有意殺他，那就是插標賣首了。果然於六月四日清晨五時卅分，皇姑屯一聲爆炸，張老帥就應聲殉國了。

從以美為師到以俄為師

張作霖之死，不用說在近代中國也寫完軍閥混戰史的最後一頁。筆者作此長文底目的，也是想把皇姑屯事變前三四年之間，最複雜的軍閥混戰的故事清厘一番。如此，不特使一般讀者對軍閥故事略知始末，也可為‘九？一八事變’鋪陳點歷史的背景，以乞教於方家。

拙篇若有餘事足紀者，則是對‘軍閥’這一萬惡名辭，亦未始不可略作反思。

張作霖‘軍閥’也，然作霖竟以拒籤‘五路’條約而死國。吳佩孚亦軍閥也，然其‘不住租界’，狷介一生。據說，最後亦以誓不事敵而招殺身之禍。張宗昌軍閥中之最下陳者，然濟南慘案前，亦嘗堅拒日軍化裝直魯軍以抗南軍之要求。大結無虧，均足垂名青史。

以故所謂‘軍閥’者，固不可一概而論。蓋我國近代史的發展，從中古社會走向現在社會實有其極顯著的‘階段性’。舜猶人也，各階段的英雄豪傑，都是各該階段的特殊產品。各階段有各階段的通性；各階段亦各有其賢與不肖。非此階段人物多屬聖賢，而彼階段（如軍閥時代）所產者，盡屬不肖也。治史者‘秉筆直書’，絕不可先有成見而一竿打翻一條船也。

再者，各民族國家（尤其古老文化如中國者），均各有其不同的歷史發展之背景。‘特性’往往大於‘通性’。我國所特有的‘國家強於社會’和‘中央集權’的帝王專政制度，自秦漢以降，雖算不得是個‘好’制度，然亦不失為農業社會中‘有效用’（functional）的制度，故能一拖兩千年，至今不衰。然此一制度在現代化的工商業社會中則失其‘效用’。以故我國近百年來現代化運動的主要目標，一言以蔽之，便是在尋找另一個‘有效用’的新制度，為長治久安之策，如此而已。

自中山革命之初，由‘同盟會’至民初‘國民黨’，吾民族所向往之新制度，實為‘議會政治’、‘三權分立’、‘司法獨立’、‘總統制’等等之美國模式也。一切以美國為師。然二十世紀初年（甚至中期以後）之中國，卻無實行‘美國模式’的任何條件。因此‘總統’也，‘國會’也，搞了十來年，至張作霖組織‘軍政府’，即證明早年‘美國模式’在中國的澈底破產。‘軍閥政治’（Warlordism）者，此一美國模式破產之併發症也。

孫中山先生聖之時者也。民六（一九一七）以後，見列寧革命成功之新經驗而‘頓悟’，而‘大徹大悟’。他深知‘中國革命若不以俄為師，斷無成就’！自此我們尋找新制度的方向就轉向‘俄國模式’了。

長話短說，中山逝世後的六十年來，‘中國革命’，若有若干‘成就’，均中山遺教，‘以俄為師’之結果也。然前段已言之，中國現代化運動之發展，是有其顯明的‘階段性’。各階段有各階段的貢獻；各階段亦有各階段的極限，不可畢其功於一役也。‘以俄為師’，一重要‘階段’也；但是也只是一個‘重要階段’而已。此一‘階段’一過，若吾人但知墨守‘舊師’‘先師’，而不諳‘出師’‘求師’之道，則在下一‘階段’中，就必然要落伍了；要做‘新階段’的革命物件了。

然‘出師’之後，何擇何從？今後‘求師’之山門又在何方？事屬‘未來’，治史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