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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等儲存的均甚完整，一索即得。】

再者，這時因為國民黨選戰初勝，若干黨員難免驕縱，有的甚至公開主張改選總統，讓孫、黃復位，這簡直就是變相的對袁總統搞不流血的宮廷政變。筆者在上篇曾敘述過當年大清皇朝，就是被袁宰相用此一手法搞垮的。惡有惡報，怎能時才轉眼，現在又輪到自己來現世現報呢？因此老袁聞報變色，也就不難想像了。袁本不怕孫而怕宋，為著安撫宋氏，袁氏先擬用古典方式加以收買。當宋收仁從唐內閣中下崗時，有意還鄉退休，袁曾藉口宋五十萬金以維持退休生活，被宋婉拒【見吳著孫傳引陳旭麓主編‘宋教仁集’下冊，頁四二六】。更早時，袁曾送教仁一本某良行空白支票簿，請宋自由支用。宋略支少許表示謝意後，即以原簿還之【見李劍農著「最近三十年中國政治史’，頁二八二】。袁之對宋，可說是英雄識英雄，優禮備至，而宋不為動，袁就暗藏殺機了。宋公是中華民國的開國元勳，頂天立地的一位大政治家，革命時臨危未死的烈士；袁世凱這個曹操，小視了一位正人君子了。當然宋氏道不得行，終以烈士亡身，而貽亂民國，也有他的缺點。遁初是位一流的政治家，卻是末流的政客（good　statesman　but　a　poor　politician）。主持廟堂大政，豈可學小政客的意氣用事？子曰：‘管仲之器小哉。’吾為宋君拭淚也。

【筆者附註】：餘曾聞之於一前輩學人，自雲二戰前在政府服務時，某銀行總裁曾為其設一兩千元戶頭，任其隨意提取，而存款數目不變也。此公言來甚為得意。與宋公遁初相比，賢與不肖之間，何以竟懸殊若是哉？悲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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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末回顧‘宋案’與‘二次革命’

在本世紀初民國二年（一九一三）所發生的‘宋案’（宋教仁被刺案），和隨之俱來的，由國民黨所發動的反袁內戰（所謂‘二次革命’），實在是中國近代史上，所不應該發生的兩項偶然事件。不幸的是，歷史上的‘偶然’事件，往往會導致‘必然’的後果。在民國史上政爭不循法律途徑，而用槍桿子，這是第一次。袁（至少是袁黨）之殺宋，是‘一錯’；而國民黨之以暴易暴，興兵倒袁，則是‘再錯’。歷史不是數學，兩負不能變成一正。一錯再錯之後，此例一開，接著三錯四錯隨之而來，就變成武力至上、軍閥混戰、槍桿子出政權了。

袁世凱是否一定要殺宋教仁？宋其實在早年的同盟會中，一直被他底同志們目為‘親袁派’，所以袁也一直對他是加意籠絡，甚至視為子侄呢。袁對汪精衛也是如此，他要他兒子袁克定和汪拜把為盟兄弟。汪也是當時革命陣營中的‘親袁派’。事實上辛亥革命期間，‘非袁不可’的口號，便是汪精衛首先喊出來，而舉國和之的。

【筆者附註：我們搞歷史的人千萬不能為‘現時觀念’（present…mindedness）所誤導。不能因為汪精衛當了漢奸，便把他前半生的形象一筆抹煞。事實上，汪在投敵之前，他在全中國的公共形象（public　image），實在是全國第一人。他在民初國民黨中的地位，也是總理孫文的當然繼承人，排位在黃、宋、胡之上。筆者早年曾撰有‘恩怨盡時論汪精衛’一長篇細述之。此文遺失，有暇當補作之。汪是位很標準的文人、詩人、情人，他不應也不能搞政治。但是後天環境引誘他誤入政壇，用非所長，接連犯了十大錯誤。全國人民、全黨同志敬之、愛之、厚望之、原諒之，所以他犯了九次錯誤都能東山再起。只是他第十次則犯得太絕了，全國人民和絕大多數的歷史家都無法原諒，汪氏就遺臭萬年了。】

宋教仁非可怕之人

事實上宋教仁和汪在當時國民黨中的地位，原是伯仲之間。宋是一位愛國者，一位有為有守的君子，並非可怕之人。只是他少年氣盛、精力過人、心比天高、自命不凡，又生個倔強的個性，和右派大嘴巴。吧啦吧啦起來，聽眾掌聲如潮，歡聲雷動，使政敵聽來，就真以為他是拔毛成兵的齊天大聖了。其實宋公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他不是袁世凱、蔣中正、毛澤東那一流的人物。在聚義堂中坐第一把交椅的不是八十萬禁軍都教頭的林沖，更不是力能打虎的武松，而是能調和一百單八條好漢的及時雨宋公明，和智慧掌握十大軍區司令員的周恩來。雖然宋教仁也曾被他的政敵叫成‘梁山盜魁’，但是漁父（宋的別號）是個直來直去的革命者，畢竟不是宋江。當然周恩來也是慢慢地磨練出來的，三十歲的伍豪（周用過的化名），也不是五六十歲的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