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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多半是海闊天空的哲學思想；宋所搞的則是紮紮實實的行動計畫。事實上民國臨時政府中許多根本大法如‘臨時政府組織法’、‘臨時參議院組織法’和‘臨時約法’差不多都是宋教仁一手起草的。宋教仁是個搞行動的理論家，和有野心、也有理論基礎的組織家，少年氣盛，不忍不讓，不像孫公是頗能忍讓的一尊‘大炮’也。所以袁世凱之怕宋，實遠甚於怕孫。

當宋氏從唐內閣下崗時，各省為搞國會選舉，正是緊鑼密鼓聲震全國。這時南北小黨共有數百家之多【吳相湘教授曾查出諸小黨文獻多至‘百數’，見吳著「孫逸仙先生傳’下冊，頁一一六四；張玉法教授則發現至少有三百個，見上引張書】。

【筆者附註】：蔣經國在臺灣開放黨禁之後，某日我在北京一次餐會上，北京市政協主席白介夫先生告我，他前晚曾請臺北來訪的新政黨的某黨魁吃飯，問明姓名，原來是我們文藝協會中，瀟灑風流，才氣縱橫的一位小友，他平時只喜歡藝術和美女，想不到這次也下凡做了黨魁。後來我們在臺北又吃酒了，我問他‘要競選總統嗎？’我們相抱大笑，樂不可支。

民國初年黨禁大開之時正是如此。但是這些小黨黨魁，想選上一個‘議員’，實非易事。所以他們一定要向大黨靠攏才有希望。這時宋教仁正在擴大同盟會為國民黨，因此他就對這些小遊擊隊加以招安收編了。但是宋教仁現在是名滿天下，有首相資格的大黨魁，你要望門投靠得有一定政治本錢呢；否則你只能做做諸侯的附庸，甚或附庸的附庸呢。所以宋氏這次組黨只看重了‘統一共合黨’、‘國民共進黨’、‘國民公黨’、‘共和實進會’幾個較大的小黨。它們若非真有群眾基礎；就是有名滿全國的黨魁，才能邀宋某之青睞呢。例如統一共和黨，它的黨魁是蔡鍔（後來名滿全國的美女小鳳仙的男朋友；蔡後來不願為政客利用；監持退黨），中央理事有谷鍾秀和吳景濂等宰相級的官僚，那自然就變成遁初先生的阿兄阿弟了（注意：這時他們都只是三十上下，少年得志的小頑童，氣焰萬丈呢）。

民國元年，公元一九一二年，八月二十五日，國民黨在北京開成立大會，與會者數千人，極一時之盛。這時孫中山也應袁總統之約，在首都作客，於前一日剛抵北京。這時也出席大會作主題演說，並以一一三○票之絕大多數，當選為理事長，孫力辭不就；黨中央乃決定由宋教仁代理。宋乃成為當時中國第一大政黨之黨魁，鋒頭之健，氣勢之高，真是一時無兩。

‘孫大炮’與二十萬裡鐵路計畫

就正當國民黨成立，鑼鼓喧天之時，中山也正與袁總統日夜盤橫。孫公留京一月，竟與袁晤面達十三次之多，且多為二人之密談，有時只總統府秘書長，有‘財神’諢名的梁士詒在座。根據梁氏後來的報導，‘國父年譜’（一九六五年臺北黨史會編印）記載說：先生留京約一月，與袁會晤共十三次。每次談話時間自下午四時至晚十時或十二時，更有談至次晨二時者。每次會晤，只先生與袁世凱、梁士詒三人，屏退侍從。所談皆國家大事，中外情形，包括鐵路、實業、外交、軍事各問題，表面甚為暢洽。先生察袁野心，然仍予推崇，以安其心。【見‘國父年譜’上冊，頁一三七，引‘三水梁燕孫先生年譜’】

這次孫、袁密談實在是他二人的蜜月期，英雄識英雄，彼此固有其相互誠心推崇之處；但二人也難免有各見短之處，背景不同故也，袁世凱是傳統中國裡的‘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才大心細，做事紮紮實實，有板有眼，是位極有效率的行政專才，和標準的中國法家；然此公無理想，對現代政治思想，更是一無所知，這是時代關係，先天后天自然發展的結果，非可相強也（顧維鈞先生當時是袁氏隨時諮詢的機要秘書，事後告我亦如此）。

而孫公卻正是袁公的反面；孫公周遊世界，愛國之心極烈，為人又好學深思，滿頭腦理想；欲施之於中國，而道不得行。辛亥之後自己雖不在位，他對袁公倒滿懷幻想，希望袁能拯斯民於水火，臻國家於富強。富強之道，根據他在列強（尤其是美國）觀察所得，實在要‘人盡其才，地盡其利，貨暢其流’【‘上李鴻章書’上的話】，欲貨暢其流，修鐵路實是第一要著。因此他在與袁氏密談時，實在是誠心誠意的勸袁‘練兵百萬’以強中國。他自己則願專任修路之責，希望把全國鐵路延長至‘二十萬裡’（一說十萬英里）。中山這席話雖出諸一位偉大愛國者的至誠，但是聽在有高度行政和經濟建設經驗的袁世凱的耳朵裡，就是信口胡吹了。所以袁氏後來背後語人，就說孫文是個‘大炮’。中山的‘孫大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