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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團乘機介入。而四國行商，又因不信任中國官僚，縱允借款，亦應由四國派員‘監督使用’。斯非稍有立國尊嚴之任何主權國家所能承受，而環伺列強，對中國則視為當然，辱華之甚，不忍卒言。後來民國第一任內閣總理唐紹儀終因無法對付內外夾攻，在政經兩途俱走入絕境之時，任職未及三月，便‘失蹤’而去，此是後話。筆者在編撰‘顧維鈞回憶錄’時，曾蒐羅有官中外史料，與顧氏細論之。蓋顧為唐紹儀的東床快婿，斯時又職兼國務院與大總統府雙重機要秘書，熟知其內幕也，借款故事說來話長，得暇當以心專篇處理之，為免尾巴搖狗，此處暫時打住。有心讀者欲知其詳，參閱拙撰顧書，及相關文獻，當可知其大略也。

孫逸仙醫師的社會丹方

話分兩頭，這時的孫中山先生在大總統解職之後，無官一身輕，率領了青年子女孫科、孫琬，和隨從的胡秘書、汪外辦（且借用個當前的名詞）、廖仲愷夫婦、章士釗夫婦；以及新從美國畢業歸來，年輕貌美的英文書記宋藹齡女士等。男女數十人；浩浩蕩蕩；四處遊歷講演；所到之處，士女爭睹丰采；輒至萬人空巷。孫郎此時微近中年（四十六歲），西裝革履，一表人才，男人四十一枝花，在佳人名士簇擁之下，玉樹臨風，道籍仙班，真是大丈夫當如此也。相形之下，這時在南京弄得焦頭爛額的黃留守，就只是個整日拖拉騾子和垃圾夫了。勞逸懸殊若此，亦命也，運也夫？

孫公此次演說旅行是從上海開始的，嗣徇武漢黎副總統之約，溯江而上，經南京、蕪湖、安慶、九江而至漢口、武昌，四月出的長江中下游，正是鶯飛草長、春暖花開的季節。遊春士女，聽眾如雲，盛況空前，自不待述。孫郎講演宴談十餘場，主人難隨地改換，而客人演說內容則一也。

長江之行中期，袁總統亦曾專使盛約孫前總統往北京一行，而中山思鄉心切，期以他日。項羽霸王說得好：‘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孫公於四月中離漢赴滬；二十二日南巡抵福川，二十五日返廣州，繼續在歡迎會上講民生主義。二十七日返香山故鄉晤盧夫人。六月中在廣州繼續其平均地權之演說；月底經香港返滬。蓋中山雖功成身退，而對‘政冶革命之後，宜繼以和平的社會革命’之理想，卻自成體系，甚欲有以實踐之也。

民生主義抽象和具體內容

孫中山先生原是近現代中國，筆者個人所一再反覆申說的‘文化轉型期’中，自有一套，頗具有原始性的建國藍圖（original　blue　print　for　national　reconstruction）的最高當國者。他那一套建國思想，所謂‘三民主義’的理論，至此已相當成熟。辛亥之後，他對袁世凱曾寄以熱忱的厚望，認為在袁氏治下，他的民族、民權兩主義，已相當的成功了。如今所餘者只剩個民生主義有待實行，不幸民智未開，絃斷無人聽，知音太少，因此此次旅行佈道，苦口婆心，舌敝唇焦，反覆演說，三句不離本行，其主旨亦在此也。長話短說，聊為概括之如下：

第一，孫公自稱為一‘極端之社會黨’（Radical　Socialist）；篤信‘國家社會主義’（State　Socialism）；主張土地國有、鐵路國有和大企業國有。他不反對資本，而反對資本家；尤其反對資本主義初期在倫敦、紐約等新興的大都市中【筆者附註：且看今日的臺北、香港、上海等地。】的‘炒地皮’的地產商。防患於夫然，為免革命後之中國亦蹈此覆轍，因此他‘甚欲採擇亨利佐治（Henry　George　1839~1897）氏之主義施行於中國’；也就是利用政府的力量，集中稅收於土地，實行‘單稅法’（Single…Tax　System），來‘平均地權，節制資本’【關於孫氏這一系列講演的綜合內容，散見元年四月四日在上海答文匯報記者問：‘政冶革命之後宜繼以和平的社會革命’，載一九六六年臺灣版‘國父全書’頁四九六；及其他隨行者，如汪、胡、章士釗等人的筆記和自傳，以及吳相湘著「孫逸仙先生傳’有關各章。】換言之，孫逸仙醫師，這次已不再醫人，而著重醫國。並開出他頗為自信的，藥到病除、著手成春的社會丹方；他名之曰‘民生主義’。十年之後他甚至說：‘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

孫逸仙醫師這套丹方，在當時真是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可能真是由於‘民智未開’和‘知難行易’，孫公所到之處，總是言之諄諄，而聽之藐藐也。在武漢時期，孫公說法，黎副總統多半在場，恭聽之餘，難免有面從而腹非的表現，恨得胡秘書罵他是，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