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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對抗‘正規軍’；在湖北他們要‘起義’，那就是‘正規軍叛變’了。搞軍隊叛變的效率，較之搞會黨暴動，自然就事半功倍。

不過‘文學社’裡的小革命家，卻有個美中不足─他們之間，有兵無將（這和同盟會內有將無兵的情況，恰相反）。‘文學社’的百任社長蔣翊武（湖南灃縣人），也不過是鄂軍混成協第四十三標三營裡的一個小士兵。後升正副目（正副班長）。其他列名史冊的辛亥功臣熊秉坤等人也都是小兵。所以他們一旦造起反來，局面搞大了，卻有有兵無將之苦─後來情急智生，竟強迫一個反革命的旅長（混成協的協統）黎元洪來領導革命。辛亥之夏，四川‘路案’驟起，清廷要調鄂軍入川彈壓，而眾兵丁不願離鄂。‘文學社’與‘共進社’乃暗通聲氣，終於聯合造反。十月十日武昌城內一聲炮響，二百六十八年的大清帝國就搖搖欲墜了。

從‘企臺’到‘總統’

中山先生此時雖病急亂求醫，四處籌款，但所得則極其有限。東西帝國主義都想利用他，但是又不信任他。中山當時在美洲華僑界的最大靠山厥為‘洪門致公堂’，而致公堂也是雷聲大雨點小，口惠而實不至。據中山先生於一九一○年（宣統二年庚戌正月二十日、陽曆三月一日）‘致美洲同志趙公璧函’，他的第九次起義之失敗，實因缺款五千，而‘波士頓致公堂擔任五千，所寄不過一千九百餘元。紐約致公堂許擔任者，一文未寄’。

所以近代史書如鄧澤如所著‘中國國民黨二十年史蹟’中所羅列的十萬八萬之數，都是‘認捐’的數目，或事後誇大之詞，不是實際的收入。這實在不是‘致公堂’諸公慳吝，而是中山的革命原是個無底洞，鈔票是填不滿的。加以當年華僑社群之中，既無‘王安’，亦無‘包玉剛’。大家都是打工仔，在美國‘排華法’欺壓之下，做點洗衣店、餐館的苦力勞動；終年所得，勉卻飢寒。在一身難保之下，支援革命，已盡其所能了。過分捐獻，大多力不從心。因此中山先生在辛亥七十二烈土死難之後，他實在已羅掘俱窮，甚至自身也衣食難周。

同年十月‘武昌起義’爆發，中山時年四十六，正值壯年。據黨史所載，他那時正在北美‘致公總堂’支援之下，組織個‘籌餉局’，到處巡迴講演革命，籌募軍餉。但據一些私人記述，中山此時日常生活都很難維持。武昌起義期間，他正在科羅拉多州典華城（Denver亦譯但維爾或敦復）一家盧姓唐餐館中打工，當‘企臺’（粵語茶房）。他原先對‘武昌暴動’的訊息，並未有太強烈的反應。因為同樣的起義他已領導過十次了，何況這次的發動者和他並無直接關係呢？可是一天他正手捧餐盤自廚房出來為客人上茶時，忽然有一同事向他大叫一聲說：‘老孫，你有份“電報。”’說著，那同事便把那份來電丟到‘老孫’的餐盤中去。中山拆閱來電，不禁喜出望外。原來那電報（顯然是黃興打來的）是要他立刻束裝回國。因為革命情勢發展迅速，‘中華民國’可能即將成立；一旦成立了，則首任‘大總統’，實非君莫屬也。─果然，兩個多月以後，企臺老孫就真的做起中華民國的首任‘臨時大總統’了。

挖掘了民族良心的‘黃花岡’

孫中山先生實在是十分偉大的。他不但在辛亥革命時代是個最前進的思想家。搞歷史的人一百年後回頭看，孫公仍然是我民族最高層領袖中，近百年來極少有、甚至是唯一的‘現代人’。毛澤東雄才大略也，可是‘太土了’。這三個字不是我們寫歷史的人封他的。那是他枕邊人江青夫人對他的評語。君不見毛主席故宮的偉人書房裡，就找不到一本洋書？君不聞，毛主席自誇把‘資治通鑑’讀了六遍。毛主席一輩子只會做酸溜溜的舊詩詞，而一句‘新’詩也不會寫；毛公也一輩子未穿過西裝，據說也未刷過牙。他這土老兒居然也找到了一個當明星的老婆，實在是難能可貴了。

中山先生是個現代人。他在辛亥革命時的思想，是‘新’得過了頭，也可說是‘躐等’吧。其實他那‘八字’真言，就足夠領導一個‘辛亥革命’了。其他都是多餘的。

為著「驅除韃虜’，同盟會一成立，他們就想到要聯合會黨，搞武裝暴動。在辛亥之前，孫中山所親身領導的所謂‘十大起義’，有八次都是同盟會在它短命的六年（一九○六─一九一一）之內發動的。一九○七年一年之內就‘起義’了四次。計有‘潮州起義’（五月）、‘惠州起義’（六月）、‘欽州起義’（九月）和‘鎮南關起義’（十二月），（外加同年七月光復會徐錫麟的‘安慶起義’）。一九○八年則有‘欽、廉起義’（三月），雲南‘河